文：楊正寬 博士｜圖：楊正寬博士提供
228前夕，突然想到2019年2月趁著寒假開學前，當然是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之前，我曾帶著好奇與悲憫心，專程飛往柬埔寨，參觀這個離金邊15公里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回國後竟被疫情攪局，一晃三年。剛剛正在查開學後這個學期行事曆時，才猛然聯想到月底為228事件放假，與這個博物館所陳述驚心動魄的殘酷史實，兩者正有如一丘之貉，那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悲劇，看後迄今餘悸猶存，頓時觸動了長久擱在心頭的疑惑，難不成虎年一定要來談談「苛政猛於虎」的事嗎？於是決定找出當時參觀該館及所有蒐集到的資料與照片，重新倒帶，仔細回憶整理，並將感想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話說戰後比臺灣更坎坷的柬埔寨，於1975年4月17日被紅色高棉（或稱赤柬）在美軍撤離柬埔寨首都金邊後予以攻佔，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權。1976年赤柬波布（Pol Pot）政權宣佈廢除貨幣，把全國城鎮居民驅趕到鄉村，強迫集體務農，解決糧荒，並屠殺所有知識分子。波布政權三年八個月期間，實行專制極權的恐怖統治，全國五分一以上人口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迫害，應該是20世紀最血腥暴力的人為災難之一。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並於1979年1月7日解放金邊，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終結了紅色高棉大屠殺。紅色高棉敗逃柬埔寨西北的泰國邊境，隨著紅色高棉暴行的證據，被越軍發現並公開，柬共遂失去國際社會支持，最後於1998年12月投降。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就是位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附近的一所述說1975年至1979年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屠殺自己國民殘酷故事的博物館。「吐斯廉」（Tuol Sleng）高棉語意思是「有毒的樹木」或「馬錢子之山」。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這裡是著名的第21號安全監獄（Security Prison 21，簡稱S-21），數字21是其在金邊南部所在地Sangkat Tuol Svay Prey的代碼。該監獄原為以柬埔寨國王博涅亞（Ponhea Yat），也是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的祖先名字命名的昭博涅亞中學（Chao Ponhea Yat High School），共有五棟建築。1975年該校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改建成集中營和集體處決中心。建築物周圍布滿高壓電的帶刺鐵絲網，教室被改造成狹窄的牢房和拷問所，為防止犯人逃脫，窗戶被鐵條封鎖並纏繞通有高壓電的電線。
在1975年至1979年紅色高棉執政期間，S-21至少關押過14,000名以上被紅色高棉認為是最危險的犯人。當時金邊的工人普遍知道審訊中心的存在，但對監獄內部一無所知，人們流行的稱之為是一個「進去了就出不來的地方」。集中營的犯人從柬埔寨全國各地送來，前期的犯人主要是高棉共和國時期的政府官員、軍人、學者、醫生、教師、僧侶等；而後期的犯人主要是紅色高棉政權的黨員、士兵，甚至一些高級官員，如外務部副部長溫威（Vorn Vet）、新聞部長符寧（Hu Nim）等，罪名通常是叛國或通敵。犯人及其親屬通常是一起接受審問，然後被帶往殺戮刑場加以槍斃。
1979年初，在越南人民軍迫近金邊的前夕，S-21的負責人康克由（Kang Kek Iew）奉命處決監獄中所有活著的犯人；但仍有七名犯人倖免於難，被越南人民軍解救後，越南將集中營的存在公之於眾，柬共總書記波爾布特辯稱吐斯廉只不過是「越南人的展覽品」。許多檔案在赤柬軍隊撤離金邊的時候來不及銷毀，現存S-21的檔案卷宗共有4,000份，包括了數千份列印和手寫的認罪書，關押人數也有說高達20,000人，該館目前平均每天接受500人次到訪。1980年吐斯廉集中營改作為紅色高棉大屠殺博物館，重新開放，用以紀念在紅色高棉政權殘暴統治下遭受迫害的人。
這個由學校改造為第21號安全監獄（Security Prison 21）， S-21集中營的生活是極端血腥恐怖的，犯人到達集中營要先照像存檔，然後要脫掉身上所有衣物進行全身檢查，去除可能引起自殺的物品，然後他們被帶往牢房，關押在較小牢房的犯人被銬在牆上，而關押在較大牢房的犯人則是所有人被銬在一根大長鐵條上。犯人必須睡在冰冷的地面，沒有被褥，連睡覺時也是被銬著的。集中營的紀律非常嚴格，犯人稍有違反就會遭到毒打，犯人的每個行動都必須得到守衛的批准。在集中營中，犯人的健康也無法得到保障，他們極易感染皮膚病、虱或其他疾病。犯人基本不會得到任何治療，因為集中營的醫生並不會為病人治病，他們的任務是讓犯人能夠繼續接受審問。根據博物館展場動線的展覽圖片顯示，赤柬的血腥酷刑的統治方式，可以整理歸納如下：
一、強制遷移
早在1973年，波布決定在解放金邊後，就把全城300萬人口疏散到農村耕作，以解決糧食問題，並觀察美國或越南是否會插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波布藉口美軍即將空襲金邊，將首都居民疏散至鄉下，並以三日後將可以返回為由，要求居民不必帶任何財產。所有居民被迫緊急撤離，部分不願意的人被軍隊槍殺，一些沒有能力離開的人如殘疾人士被遺棄。三天時間內金邊人口由原有300萬人，變成幾萬人，撤離過程中造成大量無辜百姓傷亡。
二、政治清算
紅色高棉的政治清算和鎮壓對象主要是前龍諾（Lon Nol）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龍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處決方式一般是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用棍棒、斧頭、鋤頭、榔頭、十字鎬、圓鍬、鐮刀、彎刀等各種農具打死或是直接槍決，極其殘忍。
三、強制勞動
倖存的城市遣散人員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紅色高棉效仿中國實行「大躍進」，導致經濟狀況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還有大量人死於疾病或營養不良。
四、肅清內部
1976年起，波布認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以肅清親越分子、蘇聯間諜、美國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算整肅，造成人心惶惶。
我也仔細觀察整個在展場內外參觀的每個人，大家面色都很凝重，邊看邊嘆，我想應該都跟我一樣在想著，為什麼會有這樣殘殺自己國民的政府？從展場帶著沉重的步伐出來後，我看到一處攤位，裡面坐著一位白髮瘦弱的長者，正在低頭為他的著作簽名，看著桌前布條的說明，知道他就是1976年被捕，1979年越南入侵前夕逃脫的七位倖存者之一，名叫布孟（Bou Meng），是一位藝術家。在過去幾年，他每天都和另一位倖存者崇梅（Chum Mey）在這裡向參觀者講述自己的經歷。但我去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崇梅。我看到了桌上展示著一張2015年6月BBC記者採訪布孟和崇梅已經泛黃的英文新聞資料，大致是這樣敘述，看完了真令人心酸：
一、布孟
在博物館的空場裡，74歲的布孟有一個攤位，上面標明：倖存者（survivor）。布孟是一名藝術家，曾經支持紅色高棉政權，創作過一些早期的宣傳海報。1977年8月16日，布孟和妻子馬雲（Ma Yoeun）雙雙被捕。夫婦兩人一到S-21集中營就被分開了。布孟拍照後被帶到一間大牢裡。他不停地被拷打，現在背上還留有疤痕，他的耳朵也被折磨聾了。布孟在幾個月後被屈打成招，他假裝承認自己是中情局的人，還供出了其他「通敵者」。布孟說，監獄長康克由發現他的繪畫技巧後，讓他臨摹一張波布的黑白照，還警告說如果他畫得不傳神就殺了他。後來杜赫還命令他畫其他共產黨領袖的大型畫像，布孟因此而活了下來。布孟的妻子是一名助產士，進來監獄沒多久，就被拉出去處決，沒有人知道她死在何處。她為什麼不可以活命？布孟喃喃地念著她的名字，淚水盈眶。布孟認為，記錄這裡發生過的事非常重要。他說：「我想要來自世界的人們回家後把紅色高棉大屠殺告訴他們的親朋好友。」
二、崇梅
83歲的崇梅是一名技工，一直為紅色高棉政府工作。1978年10月28日突然被捕，送到S-21集中營。他至今仍不知道甚麼原因被捕，經過10天的折磨，他承認自己是美國的祕密特工，儘管他之前從未聽說過什麼是「中央情報局」。崇梅回憶說，兩名守衛輪流用棍子打他，棍子上纏著金屬絲。最後他們用力拉扭，把他的大腳趾的趾甲拔了出來。他說，毒打和拔趾甲的劇痛，他都能挺得住，而電擊令他恐懼，他的一隻耳朵因此失聰。集中營的囚犯每天只能喝到兩勺像水一樣的粥。崇梅飢餓難耐，會吃竄進他牢房裡的老鼠。嚴酷的管理剝奪了人性的尊嚴，他甚至說：「如果尿液濺到地板上，我們就要負責舔乾淨。」
參觀完S-21，很多參觀者都會再去金邊南面市郊，觀看一個曾經挖出遺骸多達九千多副的萬人塚，雖只要再一小時左右就能到達，但是看完博物館，心情已經非常沉痛，然後再想到郊區路況較差 沿路黃沙漫漫，坐嘟嘟車又很顛簸，看圖片就已徒增傷感，所以就直接回旅館休息了。
如今雖然參觀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已經三年過去了，但是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哀痛與辛酸，心想我們臺灣不也是有這種自己政府殺害自己國民的二二八事件嗎? 根據1992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引述專家陳寬政用事件前後十年人口學方式反推出來的數據，總計臺灣和澎湖地區因為鎮壓、整肅與受報復波及的死亡人數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另外李喬以年度出生率和死亡率推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約在18,000人左右。
這種不光彩又慚愧的事，臺灣和柬埔寨，到底是誰比較殘酷？誰比較血腥？的確是不值得比較，但卻是值得一併提出來深思、反省與痛切檢討。特別是今年是虎年，任何國家、政府，為政者千萬要切記「苛政猛於虎」的警惕。而「苛政」的定義，也已經不再是限於血腥、殘酷、野蠻的228或S-21的暴政，而是為政者應該警惕，錯誤的政策豈止比「貪污」恐怖，這些政策，包括防疫的、萊豬的、核食的、核電的、兩岸的、美中的……等等多如牛毛的政策，一不小心，稍有偏差，都有可能將整個臺灣人民陷入猶如「吐斯廉屠殺博物館」，萬劫不復的慘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