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士毅 教授｜圖：楊士毅臉書提供
臺灣文化的特色就是攝取外國資訊很方便，而且是有什麼，就吸收整合什麼，這種包容力展現在宗教，即「什麼都拜」、「有拜有保庇」。展現在哲學思想，則只要有新思潮或舊的但在臺灣仍不熟悉，或任何地區的哲學，都會被臺灣所攝取並重新本土化。
在日本時代，著名茶商及「臺灣茶葉之父」李春生（1838—1924）即為了維護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精神，著有《天演論書後》、《東西哲衡》、《哲衡續集》、《宗教五德備考》等，因此，被視為臺灣較早的思想家。中研院曾開學術會議，討論他的思想。
1928年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當時即設有文政學部哲學科，本文所提到的前臺大哲學系主任洪耀勳即畢業於此。另外，家父在日本時代的開南商工老師稻田尹也畢業於此。但由於與歌人醫生林清月志同道合，亦即對採集臺灣歌謠特別有心得，並發表許多論文。故在臺北帝大文學科擔任講師。戰後回日本。戰前臺灣哲學仍有待進一步整理。本文主要論述戰後的臺灣哲學。
哲學教育之濫觴
在1945年，臺灣就只有臺大有哲學系，第一任系主任兼代文學院長是林茂生（1887—1947），他是因二二八事件受難的臺灣史上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美國哥倫比大亞學哲學博士，也是臺灣史上第一位哲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即美國著名哲學家實用主義之父杜威（John Dewey）。故其專長即杜威哲學，尤其是杜威式的教育哲學，杜威認為哲學本身即是廣義的教育。人必須藉著「做」去學習。實用主義（務實主義）的精神一直影響著美國文化與政治軍事決策。可惜林茂生於1947年長達三個月的二二八事件期間的3月11日遇害。
其後臺大哲學系系主任即由方東美（1899—1977）接任，方東美於1950年辭去系主任，由洪耀勳接任。方東美於1947年應謝東閔、許恪士之邀來臺，並暢遊臺灣，他也如臺灣文化的詩人傳統，每到一個地方，就立即寫詩，即便山佳、暧暖……等小地方也留下詩篇。此即〈詠臺二十八首〉。之後，他於1948年決定留在臺大教書，並不是1950年才來臺的。這也反映了他日常生活的生命情調──逍遙遊的心境。
方東美以生命理想與價值為中心去嘗試融貫中、西、印三系哲學，其專長除了儒、道、佛及西方哲學的訓練外，他更致力於以生命理想與價值為中心去嘗試融貫中、西、印三系哲學，並由此建構出文化哲學、及（專業性的）人生哲學。他曾代表我國參加夏威夷舉行的第四屆（1964年）、第五屆（1969年）東西哲學家會議。精彩的對話使各國代表刮目相看。黎明公司有其中文全集。但其晚年主要以英文著作，即《生生之德》（Creativity in Man and Nature）、《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Development）。
若將方氏哲學和唐君毅之引進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牟宗三之引進康德去與傳統、並與儒家、道家、佛學作對比、並加上相互融攝的工作相比較，則方東美比後兩者的格局更寬廣，也更現代化，然而也因想建構的體系太龐大，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相對的，也比較大而化之或太精要，而有待後人精緻化、或進一步發揮其所樹立的許多典範或引發出來的新課題或新問題。
深入中哲史源頭
方先生晚年的英文大塊頭著作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開展及生生之德並不是像胡適、馮友蘭等一般型的哲學史。後者比較好抄、好編、也比較偏史，只是他們是拓荒者。但就哲學本身的創新與深度、廣度是非常不夠的。就如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主張的：哲學若沒有創新（的強度不夠強），就只是哲學史，而不是哲學。
但即使就單純的以史的部門相比較，胡、馮對有關中哲史的源頭、以及印度佛教與佛學的長期引入中國、及非常多元複雜的漢傳佛教與佛學的發展及佛教哲學自身的深度與廣度的論述是相當不夠深入。此外，與中土原有的儒、道的互滲也是交待不夠清楚，這涉及研究哲學史所採用的方法的差異所導致。但方東美出自安徽桐城派方苞家族的家學淵源，故古代語言閲讀與表達能力、以及儒家思想都早已有基本底子（包含難解的周易等）、外加中晩年全力貫注於學術，遠離現實政治，終於將最麻煩的佛學部門與印度哲學，分析清楚且深入掌握其精神價值。
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的源頭必須從古文《尚書》的洪範、五行篇與《易經》開始談起，而不是《老子》等。其次，要深入瞭解中國佛教與佛學，一定要先深入瞭解印度哲學與宗教。他整合印度哲學發展，獨創「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之說。
方東美在臺大開的著名的「人生哲學」課程，其實是其未完成的英文著作《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的雛形。由黃振華筆記出版的《人生哲學講義》（時英出版社）可看出一些端倪。內容即融合中西印三系的宇宙觀、文化觀與人生觀，其中尼采的哲學也是重點之一。他更認為哲學必須落實於文化層面去論述才更顯出其價值。甚至哲學的主要功能乃批導文化生態。因此，有一原本是天主教發行的刊物，因為改組，就請方東美先生重新命名，方東美即建議使用《哲學與文化》月刊，此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目前是由輔大發行。
比較哲學的建構
方東美所建構的比較哲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其自創的哲學人類學、高度心理學或生命哲學的各種生命層次或精神境界作註解，或用來填補其架構中的具體內容。其在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唐君毅先生也與方先生類似，兩人都偏重精神文化、精神價值觀與人生境界的論述。唐君毅晚年所出版的主體心境與客體世界相互輝映的多重境界的論述。即是將其以前所寫的中西哲學等等為此作註腳。因此，方、唐師徒二人，就此言之，都是自成一家之言的個體型哲學家，而且有其師徒間的傳承性與個別的創新性。
此外，唐君毅在艱難環境下，在香港創新亞研究所，培育許多人才。就此而言，他是教育家。其上課方式，前三分鐘會重播上週上課的重點，再接到今日主題，是考量到學生現實狀況的好教師。
方東美的哲學開展由科學與哲學的互動（尤其達爾文生物演化論）、再融入東西方的藝術哲學、詩、宗教。到人生最後的兩年，則將佛教中的華嚴宗哲學詳細創造性詮釋。另外，方東美非常強調印度哲學的特殊思維模式，例如：以「不是」為主的否定化的思維模式、並以此方式契入「不可思議、不可言説的玄之又玄的神袐終極之世界」。
他也是詩人，從年輕到去逝前，對人生中私有的親情友情、對公共領域的世界局勢、對中華民國臺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的困境與未來展望等憂心憂國的心境，都會即時靈感湧現，而創作詩篇。去世後，集結成名為《堅白詩舍》的詩集。總之，他與懐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近似，都認為哲學與詩相近，都在表達人與宇宙最終極的真實性。
中國文化之流弊
方東美雖然發揚中國哲學於國內外，但不忘批判傳統中國文化的流弊，他認為，「中國學術之大患，就在於以政治統御學術，箝制思想自由。」亦即政治掛帥的流弊。另外，則嚴厲批判「道統」觀念的流弊，亦即人應該心量大些，不該以道統之名，貶低其他流派的價值，甚至排斥它們。
他的另一位早期學生前臺大哲學系教授陳康（1902—1992）更指出，「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根本是知行不合一，一部二十四史，剛好跟四書五經所宣揚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規範顛倒。」
陳康是世界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專家。一般人認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似乎柏拉圖（Plato）與亞里斯多德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當對立的學派，但陳康獨排眾議並認為，事實上亞里斯多徳哲學是繼承柏拉圖哲學。他是柏拉圖主義者，其論述非常有原創性。因此，他的古希臘哲學的著作，是全世界寫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哲學論文，一定得閲讀參考的。甚至，他曾説「他用中文寫的文章，要讓不懂中文的，引以為憾。而必須由中文譯成外文。」
方東美有非常多傑出的弟子，而且散布國內外，就筆者所直接接觸過的，除早期南京中大哲學系的唐君毅丶陳康、程石泉、魯傳鼎、陳朋外，在臺灣教出的有黃振華（大一大二在中大）、劉孚坤、劉述先、成中英、傅偉勳、何秀煌、張肇祺、韓國金忠烈、韓國金容沃、史作檉、劉文潭（美學）、孫智燊、鄥昆如丶淨空法師、張永㑺、蘇格拉底、黃啟芳、陳文團、黎建球、郭文夫（書法）、沈清松、游祥州（方東美夫婦晚年去旅遊，常由其安排及拍照，他是佛學專家）、傅佩榮……等太多了。當然其影響不限於哲學界，也影響了文學界、藝術界與宗教界。
即使政治界曾掌權的，在二次大戰的重慶教出的有王昇、李煥……等。甚至蔣中正在1950年代也曾請方先生，請他教黑格爾等唯心論的哲學與辯證法。方東美也順便完成有關黑格爾前後時代大型論文，以小冊子書出版。蔣中正及其袐書，依照方東美所述，再選擇性簡化成蔣中正所寫的黑格爾哲學。其目標很明確，就是唯心論應優於唯物論。並進一步了解「正—反—合」辯證法或辯證邏輯的如何應用。
學術自由的維護
前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曾回憶，方老師曾說「化行（即王昇）這個人還有一點思想！」聽到哲學家兼老師這樣說，他覺得非常高興。
但方、唐、牟由於年紀較大，且全心在研究學術及著作大塊頭的鉅著，較少花心思於現實社會。但他們的共通性是維護自由，堅決反共。方東美晚年，也曾對大部分的將軍，連續上了好幾天的「當代思潮概要」課程，以堅定為何而備戰的信念及瞭解當代新思潮。也可說，參與國家、社會的改革有許多不同的途徑。體制內與體制邊緣的改革，都可促進社會的進步。
成長於日本時代，並在日本研究、任教哲學，且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的哲學學者有兩位，一位是洪耀勳，另一位則是曾天從（即曾霄容）。洪耀勳（1903—1986）曾維護學術自由、力抗政治力介入臺大哲學系，南投草屯人。係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畢業，曾任臺北帝國大學講師，二戰爆發時赴往北平任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戰後回臺任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在陳康赴美任教後，擔任二十年的系主任。
洪耀勳擅長西洋哲學（尤其歐陸）及佛教哲學，著有《哲學導論對話》（大同公司附設的協志出版社出版──此書是以對話錄的形式表達，是非常特殊的哲學概論的著作，《西洋哲學史》（華岡出版公司）及有關存在主義的《實存哲學論評》（水牛出版社）。其西洋哲學史是臺灣史上國人自己著述的第一本系統性的「西哲史」。當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也甚早有中譯本（五南、中華）。
臺灣哲學的特色
洪耀勳主要貢獻之一乃是擔任臺大哲學系二十多年，化解了任何政治力的干涉，維持了學術自由的尊嚴。等他退休後兩年，就發生「臺大哲學系事件」。至於其學術傾向乃是統合中西印三支哲學。這可從其去逝前，在臺大創校四十週年，他發表（新世界哲學論考）（註：國立臺灣大學創校四十週年，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論文集。1985年11月3-7日，頁1-15。）該文主要是勾勒出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三系統的互動或融貫性。
這是洪耀勳主持系務二十年的一貫立場──也是方東美哲學的特色。這種不忽略印度哲學的特色，即使發生哲學系事件，也不影響這三系哲學在臺大的研究與發展一直到今天。而最能代表融貫三系哲學的哲學家即前已述及的方東美。
個體型創作的哲學家—曾霄容（曾天從）教授（1910—2007），在臺大哲學系任教形上學二十多年，新北市新莊人。出身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太平洋戰爭時，任教滿洲國瀋陽農業大學，戰後回臺任教臺灣大學哲學系。
曾教授熟悉德文、偏好德國哲學，嘗試建構日耳曼式大型體系的個體哲學。亦即對哲學的每個分支部門，均有專著，他的著作非常豐富，如《宇宙論》、《知識論》等數十本專著均由青文出版社出版，他也是第一位對「臺灣思想史」作拓荒式研究的學者。例如：有關「李春生思想」的研究。
1973年，我在重慶南路的書展賣哲學書時，有個越南來的僑生特別跟我談到曾先生大塊頭的著作。姑不論其歷史上的地位為何，但曾先生勇於以個人身分去創作哲學體系的精神，就比一輩子都在註解傳統中國文化古書或傳統西方文化的專家，要勇敢多了。
三類型的形上學
博士論文以研究方東美哲學為主題，獲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的顏玉科，畢業後在中國國家宗教局工作，曾跟我提到，他與大陸的出版社相當熟，想出版曾霄容的著作。
曾天從教授曾將形上學區分成三類型：（一）智慧的形上學丶（二）知識的形上學、（三）意識型態的形上學。相當精簡深入。我的看法，三種各有各自的優弱點。但若從永恆性評論標準來看，則（一）（二）是比（三）優勢。
曾天從的看法也是人必須由意識型態提昇至有邏輯論證與具有科學知識性的知識形上學，再由此契入偏重直觀、默觀的智慧形上學。我覺得，這與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的思路較接近。是高度理想化型態的哲學體系，是人類應該追求的理想，他們也提供了各種道路與方法。
但是當我們面對當前具體的現實世界，會發現：每個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沒有意識型態，而且也因為它的缺少永恆不變性，故會形成生生不息的變化。其次，從整體世界觀之，就是因為現實世界具體的活人具有各種不同意識型態，才會形成各種多元化的競爭、對立與在適度的緊張關係中各自發展。
意識形態的價值
其實喊「不要意識型態的人」才是最固執於自己封閉的意識形態的人，因為這些人假裝自己是毫無意識型態的「完人」。這是無意識或有意的在欺騙自己或欺騙別人。這種心態才真正是獨裁、威權、反自由民主的根源。在此狀況下，殷海光刻意翻譯成「意底牢結」對這類虛偽造作的人是最適切的。亦即這類人的意識型態就像牢牢的打結一樣，完全自我封閉、不隨時代與環境變遷而變動。
反而，我們若承認或自覺到自己有自己的私有意識型態、或認知不同社會原本就必然會存在著丶也事實存在著某種會變化的社會意識型態，如此才能尊重他人或尊重其他社會的既定意識型態的存在價值。如此，才能化解現實社會的激烈衝突。
但另一方面，人與社會又必須提昇邏輯論證及科學知識化的形上思維能力，以及從修身養性中去培養有智慧性的直觀能力，如此即是較健全的個人與人生。能夠做到多少、算多少。英國哲學家懐德海與方東美先生所建構的形上學即是屬於以直觀、思辯玄想、冥想、默觀為主的理想境地的智慧性哲學。因此，吾人心境必須努力提升，才能體會到其所描述的境界。相應的，整體人類世界極可能必須演化好幾個世紀，才可能更充分具體地印證其所描述的形上範疇。
對臺灣社會的改革最有貢獻的哲學學者主要是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他強調民主前面一定要加上「自由」，即「自由民主」，而有別於毛澤東或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其次，透過邏輯、語言分析、科學哲學、自由主義的教學與著作，使當年的哲學界有一股現代化的新朝氣，而且不斷地向當代的西方文化拓荒。
更重要的是，殷海光使某些青年學子能夠真正獨立思考，進而化解御用媒體與宣傳、官方教育內容、威權體制的脅迫等種種結構性暴力所產生的束縛或控制。甚至進一步用具犀利的文筆在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當時最主要的在野政論雜誌）批評時政，而深入知識階層與某些庶民，並由邊緣瓦解蔣介石主導的威權體制。但也因而觸怒了統治階級。因而於1968年被迫不准演講、不准上課，進而於1969年以五十多歲英年早逝。在他去逝後，美國哈佛大學19位教授聯合弔電曰：「殷教授是一位具有批評頭腦與創造天才的學者，也是一位勤奮的教師，他對探究真理的自由與對言論自由的獻身，已給吾人全體留下一個鼓舞知識尊嚴與個人勇氣的榜樣！」
殷海光的影響力不限於哲學系，而是遍布歷史界、法律、政治、社會等領域。而且，大多上過其課程的同學在畢業後，無論是從事學術研究、做生意、從政……等，大多成為自由民主的捍衛者。較有學術地位的如：劉福增、林正弘、何秀煌、楊樹同（以上屬哲學界）、王曉波、林毓生（史學界）。其他如中研院的瞿海源，亦覺得其當年上殷海光的邏輯課，是其人生的轉捩點之一。
新思潮學術重鎮
1960年與1970年，臺大哲學系由於以殷海光為核心所提倡的邏輯、民主、科學精神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儼然成為新思潮的學術重鎮，同時也對臺灣的社會進步產生了相當大的貢獻。
就在殷海光去逝的同一年，臺大校長錢思亮、哲學系主任洪耀勳（東京帝國
大學出身）均退休。臺大校長由蔣經國任命閻振興擔任。隔二年，立即爆發臺大哲學系事件，在三年內，被不績聘專兼任教師達十一人，哲研所停招一年。
此次事件涉及政治、宗教、哲學學派、私人情緒等的鬥爭。也是蔣經國接班人馬，想掌控臺灣大學的過程所發生的不幸事件。當哲學界處於低潮期時．對臺灣自由民主思潮的發展，取而代之的是臺大法律系及社會系。關於此我另文討論。
從殷海光的邏輯、民主、科學思想，到方東美的生命哲學，此乃我的哲學開展！第一次接觸殷海光先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大哥的影響。他常提及殷先生的《如何辨別是非》，甚至三十年後，還跟我說：「當年他讀那本書，使自己的腦袋突然靈光起來，想到許多未曾想到的東西！」這本書在當年確實相當流行。高三下（1971年），家兄拿了一本陳鼓應先生所寫的《春蠶吐絲》給我看，這是一本介紹殷海光一生行誼的著作。
當時的我雖然正在準備大學聯考，但卻在一個晚上一口氣讀完這本書。我還記得，在我大三時，有位高中女生來我家借這本書，大約她媽媽也順便閱讀了。這位女同學轉述她媽媽的話說：「這一定是一位很特殊、很可愛純真的教授！」當書再送還到我家時，她已用書套珍惜地將該書包了起來。
一起來去迷哲學
在建中時代，前中央大學校長李新民先生主編的SMSG（School Mathematics Study Group）新數學所蘊含的集合論與邏輯建構曾風靡建中，有些同學在高一、高二時均曾閱讀集合論的課外讀書，加上我姊姊是念數學系，因而，我在大二時，也想自修「數理邏輯」，但買了林正弘教授所寫的《邏輯》（三民）卻始終看不到三分之二，就看不下去了。雖然也想修數學系劉世超教授開的《符號邏輯》，但老是衝堂。
另外，當時的建中也和家兄（已唸大學一樣），也有些人在讀存在主義，但實在是不太懂。不過家兄倒是買了好多這方面的哲學與文學的著作，尤其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集。
聯考後，我進入中央大學物理系。也許受高三國文杜聿新老師的影響，對「傳統中國文化」有種非理性的欣賞；但家兄受殷先生的影響對「傳統」是採取批判的態度，因此，常會在家裡辯論。經常他會說：「我只停留在事實資料的描述及辯才較佳，但理論太匱乏。」當時，我不懂他指的「理論」是什麼？或該說是「較具深度且富於知性、科學性與民主性的哲學吧！」
大一下（1972年）哥哥的老師黃大受，曾建議我哥哥念唐君毅寫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我在大一就去買了一本來看，當時只有在藝術方面比較有感覺。但因我念物理，看到虹橋出版的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但由於文筆太文學化且精美，反而對我這種中文能力平凡的人很難懂。但對其臺版序言，一直到現在，卻仍記得其意義，方的意思是，虹橋老闆想印方在年輕時所寫的書，方笑説其多事，但又補一句話，即若能在這浩瀚的宇宙中，留下一點痕跡或鴻爪，也就心滿意足了！（與原文有出入，這也是方先生上課的特色之一，故方先生的註解大多是cf.，即參閲，用自己的話表達，但又表示尊重原著的智慧財產權，而不是像現在的論文照抄原文。）
懷德海哲學研究
後來，我在大二下（1973年）去念哈佛大學物理教授菲利普·法蘭克（Philipp Frank）寫的《科學哲學》（Prentice Hall），由於白話翻譯，反而比較好接受。但數年後，進入專業哲學的硏究，才知此作者也是維也納學圈到邏輯實證論的一位大將。
大二下，我獨自在校外居住時，碰到對佛學及史學、小說頗有研究的吳衍琛，又引發了另一種人文的興趣。那時，在偶然的通信聯絡中，和傅佩榮聯絡上，我（不是天主教徒）乃和今日名為「天主派」（新士林哲學）與方東美學派的哲學社群聯絡上。帶著青春時期的熱情與純真，以及對哲學與文化理想的追尋，我也成為「先知出版社」、「哲學與文化」月刊最迷你的股東，董事長是羅光總主教（九年後，即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之後的兩年，我除了自己閱讀科學哲學外，最主要還是和家兄（入伍前）去輔大旁聽方東美先生的中國哲學及佛學課程。
我碩、博士論文均是以懷德海的哲學為主題，旁及中日兩國哲學，這個理路主要是受方東美先生的影響。在我去歐洲遊玩及教授藝術與宗教課程、或人生哲學時，更容易喚起對方先生無限的追思。
但是在1980年，我到世新任教理則學，原本多年受方先生及天主派的影響，我對邏輯及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等殷海光所重視的學問有些排斥，但是為了求生存及負責任，我努力閱讀邏輯書及殷海光有關邏輯與科學哲學方面的相關著作，再加上邏輯課是愈教、腦袋愈靈光，愈有創造力。剎那間，使我逃脫了方先生的束縛，就如前文中家兄所言：「想到許多過去未曾想到的新事物。」
就在1983年，我已開始建構基本的語言與邏輯的著作，但仍同時進行有關懷德海的博士論文，乃於1985年2月取得博士學位後，將邏輯的第一部份整理出來。於1987年出版《邏輯與人生──語言與謬誤》（書林），此書其實朝著整合殷海光與方東美有些相對立的哲學思維模式，而形成與具體生活世界相結合的非常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的邏輯思考與生命哲學。故出版一年三千本即售完。同年又出版博士論文，即三民東大書局出版的《懷德海哲學》，此書即源自方東美哲學。1992到2000年陸再出版《藝術與人生》（自立晚報）、《命運與人生》、《命運與姻緣》、《愛，婚姻與家庭－差異、衝突與和諧》，在2000年，在將碩士論文前三章六萬字，補充改寫成三十萬字，經過二十年，對懐德海哲學、歷程哲學及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思潮的瞭解，總算進步相當多。此時，才瞭解1920年代懐德海、胡塞爾現象學等，即是1970年代稱為後現代思潮的先驅。換言之，哲學家的著作是領先藝術、社會學丶社會科學的思潮，近五十年。
這很多得力於研究建築及其他藝術分支，另外則是研究非懷德海、方東美系統的著作，如羅素、洪耀勲、殷海光的，都有助於理解與其相對立的哲學。亦即研究相對立的學派及其他相關領域，更有助於理解相對立的雙方的意義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