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士毅 教授｜圖：楊士毅臉書提供
現代主義思潮與後現代思潮的轉捩點，是在1968年前後，開展的世界性大規模學生運動所導致。學生運動與後現代思潮像海浪，一波波由歐洲、美國、經過五年、十年，二十年，也到了亞洲。
後現代思潮非常多元與複雜，但其中的世界各地的本土化、在地化與全球化的平衡、與更深化的自由民主與實質平等的思潮與各種行動（包含學生運動及其他團體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迄今仍持續發展中。例如：1989年6月的中國大陸發生「八九學潮」（許多省的大學都發生）。最後，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門，以軍隊、機槍、坦克等去鎮壓、造成許多人死傷的悲劇收場。當時天安門廣場前面置放的雕像是自由女神。
臺灣則於1970年代，逐步開展出本土化的文化藝術及政治社會思潮。1980年代後期，則各種訴求的遊行非常密集舉行。在大專及高中校園，則由一些小型異議性社團、讀書會，先小規模爭取校內的自由民主，繼而在1990年3月16日到22日，形成各校部分學生共同參與的野百合學生運動。以當時觀之，算是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學運緣起
由於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其所謂的「法統」，故自1948年，在南京選出的第一屆國代、立委、監委始終未改選；同時，萬一他們去逝，就由同鄕遞補。故被民間稱為「萬年」國代、「萬年」立委、「萬年」監委。而總統、副總統則由國代選出，這相當明顯地不合理。尤其到了1980、90年代，老國代等年紀更大。
當時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為了爭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各自推出人選。主流派推選黨主席李登輝及李元簇，非主流派則企圖利用林洋推出林洋港、蔣緯國。最後雖然由農復會系統出身的蔣彥士出面協調，使李登輝（也是農復會出身）、李元簇（政大校長，法學博士）顺利獲得提名，但過程實在非常醜陋。且涉及「省籍情結」。此乃俗稱的「二月政爭」。
二十多年後，國民黨又再一次「省籍矛盾」導致總統馬英九上法院控告立法院長王金平所形成的「馬王政爭」的醜陋黨史，這種國民黨內的省籍矛盾，也是造成國民黨2012年及2016年，兩次總統大選大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時間拉回當年的總統與副總統提名，還是必須由萬年國大代表投票選出。1990年3月，國民大會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有些國民大會代表（並不是每一位）藉總統選舉，圖謀自己更不適切的利益、近似「政治勒索」。例如：自行通過「延長增額國代任期到九年」（增額國代是指要改選的臺灣國代，萬年國代則不需要改選）、大幅增加自己的「薪水」及車馬費……等。因此，自3月16日起，即有少數學生陸續到中正紀念堂（被學生稱為『中正廟』）抗議。
東吳經濟系學生蔡志宏三十年後回憶道：「3月17日傍晚有下一場雨，當時東吳已有很多位同學在現場了。那天很緊張，警察想要驅離，又以為下雨大家會散去。但是所有靜坐的學生手勾著手，没被打散。有些同學被帶上車，帶到偏遠處。因為3月17日没散掉，3月18日參與者才更多。此日才絕食，東吳經濟系陳文一等數人則參與靜坐絕食。」
我因週五（16日）、週六（17日）東吳城區部有課，在下課後，都順便繞去看看。印象中，站在小肥皂箱拿麥克風在講話的是東海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他建議靜坐絕食。
透過各校學生口耳相傳、社團活動與媒體報導。3月19、20日，21日參與學生逐漸增加，最高近五六千人。當時大學生聯考錄取率較目前低很多，不像現在百分之百錄取，故大專生總人數比現在少很多，但平均素質比現在高很多。而且當時沒有網路可即時聯繫，故五六千人已經算很多或高比例了。
野百合學運的主要訴求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此乃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簡稱「三月學運」。筆者也很榮幸地以教師身分參加了此次盛會。在那兒，除了遇到正在上課的學生，也碰到了大學時代的老師、更碰到了歷年所教，而在報社、電臺服務的學生，就好像開一場近十年來的師生聯誼活動，因而除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心態外，更因為與師友學生相聚，倍感興奮。
在這數天中，也曾下雨，但風雨阻擋不了學生參與社會改革的熱情。甚至有許多中南部上來的學生乾脆連夜睡在紀念堂。當然，就如同歷來有理想性的活動，都會有經濟力較強的善心人士捐贈一些生活必需品。然而臺灣的某些媒體企圖醜化學生。因而每天晚上，廣場上，即由學生將今日發生的事件和媒體的報導加以比較。結果學生更對媒體不滿。
當年非主流監控的部分情治系統幾乎在每個學校的核心學生家門前予以監視。這是自民國36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到那個時代的常態跟監模式之一。但這次情治單位比以往的街頭抗爭遊行進步，至少在路表上，沒看到很明顯的穿制服，拿盾牌、警棍，或噴水車等的鎮暴部隊。據說，是在地下室。反正，沒直接看到，參加的學生自然就少一分恐懼。
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非主流政爭的要角之一），曾在清晨五點多鐘去中正紀念堂。但被已醒來的某些學生發現乃痛罵其乃「偷偷摸摸的來」。
廣場上曾發了一張名為《野百合的春天》傳單，傳單文字的執筆者是，民國81年世新畢業的編乙于劍興，精簡的美工則是其同學潘至峯設計。
但到目前為止，所有過去的著作網路資訊，大多只提到日後出名的政治人物。不曾明確指出誰是作者。因此，我特別將作者標示出來。
3月19日這天夜裡，一群熱愛藝術的同學們，為了凝聚學運力量，共同發起了精神象徵的製作構想。在長達一夜的考慮後，形成了臺灣野百合的象徵雛形，並由市民梁先生與陳先生提供了大部分材料，輔由捐款支助。從20日早上十點半開始施工，此時，在克服種種問題之後，終於完成了。
以臺灣土產的「野百合花」之大型雕塑，作為該次學運的藝術象徵與精神標竿。其意義如下：
（一）自主性：野百合是臺灣固有種，象徵自主性。（按：學生運動自主性很高）
（二）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得到，反映了草根性。
（三）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四）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五）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同學們一般。
（六）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最榮耀的象徵。
這個白色的雕塑在深夜時矗立在廣場上，由於黑白與燈光的強烈對比，更凸顯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3月21日早上，總統選舉總算定案，李登輝、李元簇在驚濤駭浪中，當選第八任總統、副總統。臺灣又向本土化、自由民主化、國際化邁前一小步。
最後一夜
3月21日傍晚，李登輝、李元簇在總統府和學生代表（各校推派一位，共五十三位）座談。晚上八點半，有個記者突然叫我「楊老師」，他說他是十年前的學生。他神釆奕奕的告訴我「他剛剛才以學生身分進入總統府」，説實在的，他的外表真的很年輕，仍像學生。「但由於忘了關呼叫器（B.B.Call），結果一響，被陪學生代表進入總統府的某位教授發現了。但是既然已經進去了，就算了。」
他所見所聞，由於依照與某教授的約定，不能在自己的報紙發表。因此他找了某些報社要好的學弟、學妹（大多是筆者以前教過的學生），將其所見所聞，分給某些報社去分散發表，亦即必須將各報社的報導合併起來，才稍微完整一點。
這位學生，又跟我說：在黃信介去總統府與李登輝碰面時，也曾進去府內。每個優秀記者都有特殊的採訪能力。印象中，這位學生的夫人，也是編採科學生。在府內，每位學生均可發問，並由總統、副總統回答。內容由新聞局錄影，未任何剪接，隨即於晚間十一點鐘在廣場播出。播完之後，再由各校學生自行表決是要解散、還是繼續抗爭。不久，各校表決結果送到決策中心，有的學校贊成解散，有的反對。但贊成者居多數，故在深夜三點多，宣佈解散。而結束了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有些學生代表回來即說「要多念點書」了。其理由如下：
當時每位學生代表均依順序發言，到後面發言的同學，想要說的話，可能都被前數位提過了。同時，各校代表在發言時，也可顯示各校學術水平。再加上，總統、副總統均是學者教授出身，他們被質疑，不只回答，也會反問學生，畢竟教書教習慣了。
而當年參加學運的許多人，在大學畢業後，也都以優異成績考上研究所。換言之，並不是參加學生運動的學生是不太會讀書、考試，相反的，是相當有才華的。
總之，在這個年頭，從事任何改革運動確實需要學習更多的知識、充實社會經驗，單喊口號每個人都會，但拿不出實踐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改革力量
平凡的參與學生即可產生巨大的改革力量，野百合學生運動是臺灣史上規模相當大的學生運動，也確實改變了時代，並加速臺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三十多年來，無論是哪一黨派，若成為政治人物，為了選票，也要肯定此次活動，甚至說有參加（有沒有，沒有人知道）。
其次，傳統洗腦教育下的「英雄史觀」或「政治掛帥」的洗腦下，大多數媒體及專書所提到的人，幾乎都是後來知名的政治人物。似乎是這些人在主導。好像這些學生是因為某些當年是平輩、後來是知名人士而來。好像這叫「學運領袖或領導人」。
但實際上，絕大多數學生是自己與友好相約自動去的，也有單獨去的。很少人是為了某個學生（後來才出名）的「號召」或「感召」而去的。換言之，參加的許多學生才是最重要的主角，但始終登不上歴史舞臺。頂多放一張人很多的照片，然後提一些後來成名的極少數人。
我記得，在音樂廳那邊，也有民進黨人在靜坐。可能是3月18或19日，我去見到當年一起上過吳經熊及羅光老師博士班課程的同學劉守成（後曾任宜蘭縣長），他看到我說：「讀書人，怎麼來這裡！」他的意思是，我應該在對面的學生那邊。學生運動是自主性，以學生自身為主體，政治人物不應該介入，也很難介入，這也是學生運動的特殊價值。
在本文中，我列出許多當年照的學生照片與傳單，並附上姓名。也許有人擔心是否會影響生活或事業，但我想經過三十年，已證實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關鍵，是一種榮耀。記得美國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將軍曾説：「將來有一天，你的兒女或孫女問你：「二次大戰時，在做什麼，你不要只說掃水溝。」同様的，當有後輩問你，有沒有參加野百合學生運動，你可以很高興地指著照片説：「我就在裡面。」
通常參加者愈年輕，表情愈直率。我因為街頭運動參加、或觀察太多，即使憤怒，也是很鎮定且有笑容，與青年學生直率地表現出內心的憤怒，所呈現的表情剛好形成某些程度的對比，也是後來重看照片，才發現。照相時，不會、也不太可能，去注意學生的表情，從此張，更可看出當時青年學生的清純、熱血與憤怒。
其他與學生的合照也是可看到此種表情的對比。
新聞媒體與學生運動
記者與媒體雖說理論上應該嚴守中立、客觀報導；但實際上，每位記者、每個媒體都有表面老闆及幕後老闆與不同的意識型態與立場，在版面有限及時間匆促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性的報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符合真實。是以廣場學生，每天都有選擇性批判今天媒體報導與事實的差距。
我與中央大學師生合照留念時，由於找擔任記者的學生幫忙照，中大學生説：「廣場學生不喜歡某些記者。」我說：「是以前敎過的學生，沒關係。」
最後一天晚上，又傳來一張批評新聞媒體的傳單。不過，我週遭的記者們看了，也沒什麼「不良反應」，反正習慣了。在非網路時代，學生的口耳相傳是最重要的聯絡方式。至於有些教授公開在課堂上講，絕大多數是最後一天。因此媒體的每日報導，無論正面或負面，都可使更多人知道此事。
因此，底下我也放一些以前班上學生，後來擔任記者的照片，因為他們及其他許多記者的報導，多多少少對野百合運動及其後臺灣自由民主化有某種程度的貢獻。有位記者更感嘆地說：「早知道就晚生幾年，也可以當此次盛會的演員了。」
學生運動的特殊價值
（一）今日年輕人的想法代表該社會的未來，但不是現在。兒童則代表更遙遠的未來。因為遲早輪到他們當社會的主角或擁有支配社會資源的更大權力。
（二）學生運動追求的理想常代表該社會的未來，也許立即實現、也許十年、二十年丶五十年……。
（三）絕大多數學生是自己與友好相約自動去的，也有單獨去的。基本上都是同輩，無所謂誰領導誰。頂多是少數研究生、大四、大二、大一的差異。亦即學生運動有個體的自主性。同時，也具有集體的自主性，亦即獨立於政黨與政治人物。
（四）與一般某種政治人物或政黨或某種社會經濟階級所發起的遊行活動不太一樣，前者是為某些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利益，後者大多是為了某種階級利益。
（五）常是因為某種社會相當不合理且明顯看得到的不合理的政治社會問題。引發許多年輕學生單純的憤怒。例如：野百合學生運動……等。
（六）明顯危害到學生這一類、這一世代的共同安全與利益。例如：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生運動。
（七）但抗爭現存社會明顯且相當不合理的現象，背後即隱含著追求更崇高的理想。
後記
本文的照片上有我個人，並不是要刻意凸顯自己。而是因為，這些在學學生及某些記者學生，是畢業後，才在廣場偶遇，就拍照留念。畢竟是歷史境頭。就如同多數人，都保留有自己在裡面的照片。
在2020年疫情中，我開始用臉書（Facebook），弄些教材給不能來上課的人，也順便透過臉書將照片寄給當事人。只是沒想到後來，可以有機會公開發表。
我不喜歡政治掛帥與政治人物掛帥的史觀、也不喜歡個人英雄史觀，就如同任何公共工程是由工程人員建的，留名應是工程人員，但常是政治人物。真希望歷史可以重寫。
所以照片上的參與者，就如同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每日上下班的一般人，但也因此更可貴。我也知道臺灣一定會邁向充分的自由民主，而免除恐懼感，保存這些照片不公開近三十年，是為了保護學生。
因1991年獨臺會案剛發生時，我拿去東吳士林校區社團辦公室的臺灣文化研究社的內湖開會照片，在我去上課兩小時後，就不見了，可能被當時監控校園的人拿走了。1994年，廢除「刑法」100條後，調查局校園監控學生也正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