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士毅 教授｜圖：楊士毅臉書提供
每一個人的生活史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都有特殊重要的價值。並不是擁有權力的政治人物的活動才是唯一重要的歷史。
但在政治掛帥的錯誤思維模式下，往往誇大了政治活動的價值，甚至描繪的過於美化或醜化，而弱化其真實性。真實性低的歴史往往誤導後人，甚至產生錯誤的歴史教訓。
相對的，一般人的生活史經常比政治人物的描述更真實。雖然這些內容在官修的正史、或教科書不見得有記載。但也有可能，一般人所經驗到的，才是人類社會轉折的重要因素。
既然如此，每個人在網路發達的年代，都可以、也必須紀錄自己的生命史，讓他人自由分享，以補充許多歷史著作之不足。
此文是母親楊林淑貞、父親楊東興口述，筆者紀錄。時間在2007年，當時父母親記憶力仍相當好。這是父母親身經驗到的「臺灣轉化的關鍵年代」，也是有些人很不清楚的細節，但這些細節極可能是轉折要素。
楊東興，1923年出生，板橋公學校、臺北市開南商工學校商科畢業。日本時代在大稻埕甘州街中野紅茶會社工作，戰後初期則在臺北市中山北路金山戲院（馬偕紀念醫院正對面）擔任會計主任兼劇團調度主管。2013年去逝。
林淑貞1925年出生，蓬萊女子公學校（蓬萊國小）、臺北市第三高女19期畢業。現年九十七歲。
楊、林二人是輪椅太極拳創始人與各種太極拳、刀、劍等國術推廣者之一。1988年體育節，楊東興獲頒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獎。2003年，獲頒教育部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個人獎。
文中提到的林清月（1883年－1960年）是日本時代至戰後的名醫。臺灣第一位有系統戒治鴉片癮的臺籍醫生、最早期的醫療專欄作家、臺灣人第一間企業化經營的民間綜合醫院創辦人（臺大醫院是官辨）、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顧問、臺灣歌謠作詞者的導師。
戰後，擔任第一屆台北市醫師公會及第一屆臺灣省醫師公會──雙會的理事長。正文中提及的醫院即其第四次創設的醫院，位於今之重慶北路「鈕扣街」、或朝陽茶葉公園附近，院名始終叫「宏濟醫院」。口述者林淑貞，即林清月的女兒之一。
臺北大轟炸前的生活世界
1945年5月31日二次大戰末期，盟軍大規模轟炸臺北市，史稱「臺北大轟炸」。
二次大戰末期，1944年（昭和19年）10月12日，美軍機開始在上班、中飯、下班時間神經式、疲勞式的轟炸臺灣。亦即飛機飛來，空襲警報響起，不見得炸臺北或投很多炸彈，但也可能這次是以某個縣市、或某個軍事基地為主要目標，輪來輪去。但無論如何，當警報響起，人們就必須關燈，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其目的之一，是在干擾作息、使人神經緊張。如此持續到戰爭結束。但某些天，炸彈很多且集中炸某個地區，就稱為「該地區的大轟炸」。
林淑貞回憶到：「當時，每逢三餐吃飯，及晚上十二點想睡覺時，美軍轟炸機即來轟炸，讓人們無法好好吃飯、睡覺。空襲期間，不准鎖門，但當時治安良好，並沒有人會去偷別人的東西。不准鎖門的理由是：萬一炸到、或起火、或倒塌，若有人受傷，比較容易搶救。」
在轟炸期間，日本政府規定醫護人員必須留在醫院堅守崗位，以便拯救不幸被炸傷的人們。因此，「歌人醫生」林清月等醫護人員必須留守醫院。
由於林淑貞於昭和17年（1942）4月，由第三高女（19期）畢業。此時已經能幫助處理某些簡單的醫療事務（包括打針）與家務。因此在轟炸期間，仍留守醫院。
當時美軍軍機比較不會轟炸山區，主要是炸軍事設施、官府機構、或飛機上看得到的較高建築物、及人口密集的都會區⋯⋯等（戰爭無所謂『人道』）。不過，「臺北近郊，則用機槍掃射，如：板橋浮洲里」（楊東興口述）。
因此，一般人（醫院部分長期病患）能疏散到鄉下或山區，就儘量疏散。林清月的家人，除了林淑貞外，林清月夫人吳月里、及年紀較小的兩位女兒，以及兒子與孫子全都到吳月里的鄉下娘家石錠鄉之山上住宿。
由於林清月年紀稍大且有高血壓，乃向總督府申請在吃完晚餐後，搭人力車到蘆州鄉下大兒子的娘家睡覺（因醫院晚上仍相當吵，很難睡着，推測：可能當年空襲期間，受傷的也有一些）。隔日早上再回醫院看診。
晚上的醫院則由藥師蔡根養留守。當時市區學校都已停課，校內進駐軍人。
林淑貞在醫院吃完晚餐後，就必須搭公車（1936年9月3日，臺北市開始有公車營運）往蘆洲（當時是鄉下）的林清月大兒子的娘家，以便好好休息睡覺。第二天早上再與林清月回醫院。由於林清月是醫生，必須醫療患者，故常比林淑貞更晚，才能離開醫院。
有次，從蘆州到重慶北路的醫院，公車快到臺北橋時，剛好飛機已來轟炸，公車只好開到橋下躲避，炸彈正好擊中臺北橋。不過日本人蓋的很堅固，只是在炸的地方破一洞，橋並未斷掉。修補一下又通車了。
由於林清月多數家人所疏散居住的石碇鄉下的山區，資源不是很充足，有時需要補給藥物或其他用品，所以林淑貞必須利用禮拜天吃完晚餐，搭載貨物的卡車去石碇（當時的卡車隨招隨停）。
每次，林淑貞都會送司機治療瘧疾⋯⋯等的藥，故司機也相當感謝。
但林淑貞並不是坐在前座，而是坐在後面放置貨物的地方。當車子走在彎曲的山路，坐後頭的人就愰的很利害，甚至不小心還會摔出去，故需抓緊車上的護欄、或其他固定的事物。
車子到了石碇，還必須再走一段山路。有次，醫院傷者較多，故較晚去石碇送補給物資。由於天色較暗，山中各種鳥蟲等動物的叫聲，還令林淑貞感到有些恐怖。
躲警報與臺北大轟炸
林淑貞白天在醫院中幫忙醫務，一旦有警報，就必須與醫護人員，躲入醫院花園中所挖的防空壕去避開空襲。當時為了躲警報，每天都無法完整休息。
由於經常躲警報，且好幾個月，故逐漸麻痺了，加上防空壕有時會積水，且護士有時也來不及清理，因此，林淑貞就留在醫院，不去防空壕了。
原本空襲時，林淑貞還會躲在桌子下面，但躲久了，也彈性疲乏，乾脆連桌子下面也不躲了，照常作事。
由於此時期的林清月已患有家族性高血壓，有時看病看到一半，突然感覺不舒服，林醫師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等血壓恢復正常，這時病人都會嚇一跳，說：「醫生也會生病？」
醫生是人，太過於勞累，自然也會生病；尤其轟炸時期，傷患更多。甚至，有時還必須應病人緊急需求，出外看診。
關於醫生的生活，林清月作詞如下：
「醫負救人職責繫，
運用如同消火職，
有時一日閒難全」。
1945年5月31日（昭和20年），是真正的臺北市大轟炸。而不是只讓你精神緊張的空襲小轟炸。美國百多架B-29轟炸機（B-29 Super fortress）所投下的炸彈，就像楊東興形容說「那真的是像下雨一樣，把天空都遮住了」，林淑貞則說：「那是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
那天下午，林淑貞在醫院中，雖然警報聲早已響起，但由於花園中的防空壕有積水，故林淑貞也沒躲到防空壕躲避轟炸。
突然間，林淑貞聽到龐然巨響，整個醫院都大震動。原來有些炸彈直接炸中離醫院約二百公尺的南京西路圓環附近的臺灣醬油會社（包含遠東戲院或今之遠東京都活水健康世界等地的廣大區域），會社的大煙囪「轟」的一大聲倒了（林淑貞今日仍清晰記得那震耳的聲音）。
另外，也直接炸中附近三百公尺外，民生西路靜修女中旁的天主堂，也全毀。今日所見之教堂，係1961年重建。
林淑貞此時已來不及、也無法往花園的防空壕躲避，更不用說去郊區疏散，只好躲在桌子下，聽天由命。
同一時段，又直接炸中今日總統府前廣場附近（凱達格蘭大道）的許多地下防空洞，有許多在此附近的上班族均躲於此，但由於此日的轟炸正好中了這些防空洞，因此死傷相當慘重。不過，林淑貞特別強調「日本人都已將屍體清除」。
但如此的大轟炸，總統府並未受損太嚴重，也可見到日本人在建築工程上的不偷工減料與堅固。整修完，又可恢復正常工作。
另外，也炸中今之中山北路二段的馬偕醫院（當時稱為『基督教博愛醫院』），共有13位醫生與護士殉職。
萬華的龍山寺也被炸（其實當年的科技，也分不清楚，是不是有價值的古蹟）。幸運的是觀音佛祖的佛像雕刻並未受損。
6月1日，臺大醫學院與醫院被炸，好在病患等，大多已疏散到大溪鄉下。但有些醫師與教授仍留守，以便救助被炸傷的人們。有位日籍醫師兼教授為了搶救醫療與實驗報告與筆記，不幸在轟炸中殉職。
相對的，家父楊東興由於住板橋浮洲里三抱竹的鄉下，就不需要躲在防空洞，往往就自然地形，尤其甘蔗園自行掩避。
楊東興甚至用肉眼看到兩輛日本軍機與一隻美國戰機在浮洲里的「番仔園」（今之歡子園，昔日平埔族耕重區域）上空決戰。結果，美機被擊落，飛行員跳傘掉到新莊附近。當然墜燬的飛機又衝撞到民房，又傷了不少民眾。
在這次大轟炸中，楊東興有一位好友，曾擔任大同區區長十多年的周慶順先生，正好外出，結果回到家，房屋全毀，妻兒全喪生。
周先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今徐州街臺大法學院前身），由於戰時該校有教北京語，故戰後在軍隊中擔任通譯，其後重新結婚生子，由於有軍隊工作資歷，故有榮民身份，因此去榮總看病不用錢，曾任大同區長，也是國術界、太極拳界老一輩的教練，已過逝。
楊東興林淑貞夫婦與筆者都曾在已故大稻埕中藥商游俊成等人所創設的圓山仁愛會跟周區長學郝派太極拳。一直到近年還常去他們家開的民生東路咖啡廳吃早餐。
此外，大稻埕辜振甫家族的新舞臺（演戲曲、戲劇等）、西門町衡陽路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也被炸到，加上唱片易燃，也發生火災！
當時每天為了躲警報，每天都無法安心睡覺，而且目睹傷亡實況，因而楊東興夫婦每次提到大轟炸的數個月，就一直強調和平的可貴。
但戰爭中任何的損毀，也意味著新生，大稻埕雖然是大轟炸中的主要目標之一，但也很快的重建復甦其文化氣息與商業繁榮。
其次，戰爭中的許多設施，如：防空洞、防空壕⋯⋯等，就成為今日的古蹟或歷史建築、或觀光景點。例如：著名的基隆百年防空洞。
二二八事件前後
時間約在2007年前後，距離筆者第一次問父母親二二八事件（1945年－1946年）及白色恐怖，已相隔十五年以上。第一次問時，父親聲音發抖，只説一句：「那是很殘忍的！」母親則默默留下淚水。
戰後初期，林淑貞（家母）與楊東興（家父）都曾到母親親戚蔡根養藥師的表親（與蔡同輩）所開的私塾，學習漢文與漢詩詞，例如《千家詩》、《三字經》等。
當時男生與女生是分開在不同的房間學習，不過，下課時，學員都會經過客廳，故林淑貞與楊東興當時就曾碰面與點頭之交。
其後，林淑貞又到一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年輕女老師那兒學「北京話」，但當時，並未教注音符號，而是直接政治化的教「我是中國人」的北京話，但不久，這位女老師不見了，可能被遣回中國大陸，或被國民黨抓走或槍斃。因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被判為「左傾人士」的人相當多。
因此，後來又發現，教他們的某些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又被國民政府抓去槍斃。
之後，林淑貞去延平北路太平國小學中文，是一位軍人在教。但教不到三天，知道林淑貞的父親是醫生，就要她向林清月開「生病證明」、「診斷證明書」，林淑貞當時就嚇壞了，以後就不敢去上課了。
沒多久，又有一位軍人由於關節炎，去給林清月診治，關節炎那有一兩天就好的，結果，這位軍人兩天以後就到醫院說「怎麼沒好」，而脅迫式的要求林清月退診療費及交通費，當時診所已休診，林清月乃將醫藥費及交通費全部退給這位無理的軍人。但也因為碰到此類事，所以林清月隔日就決定向政府申請全面停診。
此時林清月已六十三歲，且自1942年以來一直患有家族性高血壓。從此，就只有當氣喘病患等熟客來時，林清月才看診。也主動辭掉醫師公會理事長的職位，而由圓環附近行醫的呂阿昌接任，故省醫師公會記載其任職半年。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查緝私煙，卻亂開槍，導致老百姓傷亡。發生地點即今之南京西路與延平北路交叉口附近。
由於國府來臺不當統治，民怨沸騰已久。這一槍只是導火缐，而引爆了長達近三個月之久的「二二八事件」（2月27日到5月16日）。尤其21軍登陸更展開恐怖的、無差別的任意大屠殺。故民間曾形容：「三月若下雨，落到地面會轉紅。」
亦即臺灣許多菁英與更多的庶民（包含走在街上的高中生、小孩）根本沒審判、即被殺，初估死亡約兩萬人。而且大部分人的大體，到今日仍沒找到。這也是各地都有二二八紀念碑的理由之一。因為沒審判，就直接槍殺，故許多庶民的資料仍待追蹤。
至於被審訊、被關、或差點被拘捕仍活著的人太多了。底下是我父親的回憶：
在二二八事件的某一天，我爸爸正在臺北市衡陽路（今之伍中行）的二樓我姑媽家中，當時軍警在博愛路、衡陽路搜捕，有些軍警直接衝到樓下，欲上樓去，逮捕人。
正好樓下是租給一位在日本時代由臺灣去中國大陸且擔任情治工作的本省人（俗稱『半山』）。他就跟來逮捕的人說情，後來這些軍情人員才離開到別的地方去抓其他人，我父親及諸多親戚幸運的逃過一劫。
由於當時晚上一出門就會被抓走，所以隔天一早，我父親就迅速離開臺北，回到板橋鄉下祖父家，等事件結束，才又到臺北上班。
當日，這位租一樓的情治人士許德輝（新竹人）告訴我父親與親戚說：「長久居住於臺灣的臺灣人真天真，中國政府提出各種改革；並要求人們去連署，根本就是一種欺騙的花招，任何人只要簽名，就可能被抓。」我爸爸及親戚也因而未去中山堂簽名，如此又逃過第二劫。
相對的，在中山堂簽名要求國民黨政府改革的許多社會賢達與知識青年，在日後大部分被殺或被捕。萬一幸運的在「二二八」沒被抓到，在「清鄉」時期或民國三十九年之後的「白色恐怖年代」，也大都被逮捕。
根據林淑貞的回憶，負責接收臺灣的70軍在基隆登陸時，所給臺灣人民的第一印象太差。例如：有的拿著雨傘、扛著鍋子、赤腳或穿布鞋等。總之，整個裝備遠比日本兵或臺籍日本兵要差太多了。此外，當時國民政府的軍紀並不是非常好。
由於我外祖父林清月是名醫，又是「臺北市日產接管委員會的委員」、也是臺北市與臺灣省第一屆醫師公會雙會理事長。因此，有許多阿兵哥，並沒有生病，但常跑到外祖父的醫院去拿「醫療證明」。可能是：可免出操或向軍中請假，然後跑去外面閒逛、或做其他壞事。（性發洩始終是單身來臺的軍人及國大代表、立委、監委的麻煩問題）。
甚至當年有些由中國落後地區來臺灣的某些阿兵哥，由於看到臺北市的水龍頭怎麼一開，就有清潔的自來水流出來。因此，有些阿兵哥就去水電行買水龍頭，帶回住處。在牆壁上挖個洞，然後將水龍頭插進洞裏面，可是卻發現：怎麼轉來轉去，水就是不會流出來。心頭大怒，就跑去水電行興師問罪，當時語言又不通，就仗著有槍桿子，將賣的店員與老板痛打一頓。
高雄中學事件
二二八事件時，高雄中學的許多學生都被抓。我的小學老師郭自評（澎湖人）為了避免被殺，獨自逃亡到臺北來、也不敢去學校上課。就這樣在沒有學籍下，在臺北流浪了兩年或兩個月。這件事一直到民國89年，經過五十多年，郭老師才透露給我父母親。
郭老師隔三年就去世了。此期的雄中同學也包含在蔣經國死後，才升為海軍總司令、及擔任駐日大使的莊銘耀（1929年－2002年）。
林淑貞第三高女的同班同學的爸爸林景元（是著名數學老師，曾編著參考書）當時正好擔任高雄中學校長，原本是到臺北洽公（應是北上與中央溝通協調）。由於聽到高雄中學已被軍警搜索、且逮捕學生，基於責任感，就立即返回雄中。沒想到，一回高雄，就立即被逮捕偵訊。
不久連他的弟弟也被抓。好在他弟弟沒多久即釋放。但他本人卻仍被莫名其妙地關在小房間中。經過各種折磨，後來雖然無罪釋放。但人的身體遭遇這些無理、無人性的折磨，就在出獄後，一段時間，即因為過勞、精神緊張而患了肝炎，離開人世，享年五十六歲。
下文是筆者中山國小同班同學（1959年－1965年讀中山）陳少甫讀了上文草稿的補充。他小學時，住大稻埕延平北路一帶，現在美國。他是臺灣金融業先導、大東信托公司創辦人陳炘家族的後代。陳炘死於二二八事件。他寫著：我的家人閉口不提二二八事件。我第一次聽到還是從初中的理化老師口中聽到。小學時去參加我叔公的追思禮拜，也不知道其實他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槍斃了。是一段很不幸的事件。
總之，二二八事件，殺或關了許多臺灣本土的菁英，使人才產生了斷層，也使一般人死亡或失蹤，初估兩萬人以上。其後加上清鄉與長達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所被迫害的人及其親友或知道內情的人，而想描述事實，但又擔心被抓或被騷擾的人，或懷疑歷史教科書的真實性的人，合起來相當可能占人口比例的25%以上。
因此，從1947年以來的四十多年，就算統治階級禁止公開討論二二八事件。但這個逐年增加比例的人口通常對統治階層有惡感。
這也使得近五十年來，無論國民黨如何透過全面控制教育、傳播工具、教育內容、經濟資源、政治、司法、情治權力⋯⋯等種種結構性暴力與直接暴力去洗腦老百姓與青年學子。但仍然至少有40%的人不相信其所言的根本理由之一。而且在言論自由開放後，又漸進地增加。我的估算是依據言論不是充分自由的歷年選舉總票數中，不投給國民黨的比例的變化。
去逝的已去逝，但對逝者週遭親友卻形成近五十年的政治恐懼感，這真的是心靈深處的創傷；故有些人不太願意回憶或告知下一代這種痛苦恐懼的親身經歷。這是正常的。
就如同在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大部分人所發出的訊息，大多是去那邊玩、吃什麼好吃的⋯⋯等快樂的一面，雖然每個人的人生都有煩惱痛苦、甚至也有可能經歷過某種恐懼、甚至快抓狂發瘋的事態。但多數人選擇將其隠藏，這也是人性。
但從另一角度，對某些人而言，也有可能訴說一次、或多次，或許就可能減少一些痛苦恐懼感。多講幾次，也有可能恐襲感會逐漸消失，這也是人性。
其次，有些稍有歷史正義感的人會非常努力為這些被迫害的人，用文字揭露事實真相。這是正常的，更是人性光輝的具體實現。
不過，有一件點是確定的：旁人或後代人真的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感同身受那個年代那些曾經親身體驗「那種特殊恐懼感」的人的真實感受。
因為世界一直在自發性的創新演化中，具體的歷史事件也不會重演，最多只有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說的「家族相似性」，但不是類似性，當然更不可能是同一性。所以，無論真實或相當不真實的歷史著作，所產生的「歷史教訓」，也不必然是對的，尤其面對急劇性的異質變動的年代或問題，歷史教訓更常誤導。此時，人類更需要創新力、產生新方法、新知識等去臨機應變、實質解決新問題，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