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所有的政首,都是某位思想家的執行者。」——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三、別爾嘉耶夫
要想讀懂普京(Vladimir Putin),就要找出普京是哪位思想家的執行者。2009年12月,普京在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對共產主義者、前蘇共中央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給出了負面評價。他說:「(斯大林)很難被非黑即白的評價,很難說他的一生是功是過。」
東歐在共產主義時代之前,大多信仰基督教的東正教。正是這樣的信仰基礎,有力的促成了蘇共以及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那麼,作為信奉東正教的普京,對斯大林有這番評價也就順理成章了。
正是這樣的信仰基礎,使得普京在前蘇聯的學生時代,並沒有去閱讀蘇共宣傳部出版的那些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教條,而是跨越意識形態領域的禁區,閱讀了大量的俄羅斯正統的哲學巨匠們的著作,包括俄羅斯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們的著作、俄羅斯近代政治家和改革家思想家的論著、蘇聯異議知識份子的著作。
所謂白銀時代的著作,指的是那些被列寧(Vladimir Lenin)流放到歐洲的俄羅斯大知識份子們在流亡時期對俄羅斯的研究成果。
這段惡補,讓普京填補了對正統俄羅斯文化認知的空白,看到了俄羅斯傳統的綠洲和希望。有評論者認為,普京這種超越時代禁區的閱讀,在前蘇共時期的知識荒野中,根植了正統俄羅斯文化的種子。
普京對那些白銀時代的巨匠可謂如數家珍,其中,有一位經常被普京不由自主的提及,這就是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yev)。
別爾嘉耶夫在青年時代曾是馬克思主義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信徒,但很快叛出共產思想,進入基督教世界,最後成為了俄羅斯的大思想家,也成為了無神論和激進主義的敵人,被列寧流放西歐。
別爾嘉耶夫從基督教的理想為出發點,捍衛神的愛和寬容的的精神——俄羅斯人道主義的傳統,並以此對共產主義的現代的階級鬥爭觀提出了批評。這不僅是別爾嘉耶夫崇高而偉大的地方,也是他在意識形態成為蘇共強大對立面的原因。
2021年10月,在瓦爾代國際論壇俱樂部(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會議上,在接受主持人提問時,引用了一段別爾嘉耶夫有關保守主義特徵的話。
普京是這樣說的:「如果你不小心的話,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負擔。當我談到健康的保守主義時,我總是想到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我已經數次提到他。他是一位傑出的俄羅斯哲學家,你們都知道他在1922年被驅逐出蘇聯。他是一個具有前瞻性思維的人,但也站在保守主義一邊。他曾經說過——我引用的若不是他確切的原話,你們原諒我:『保守主義不是阻止向上、向前運動的東西,而是阻止你滑向混亂的東西』,如果我們這樣對待保守主義,它就能為進一步的前行提供有效的基礎。」
應該來講,普金時代的經濟神話,基於普京青年時代的信仰基礎,以及以傳統精神道德立國,奉行保守主義價值,對俄羅斯未來道路探索的結果。
不過,如果這番分析是合理的,那又如何理解普京走近中共呢?
四、文明衝突
這就不得不說到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了。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曾談到,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
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將世界文明大致分了八個部分:「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並認為,「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國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國家。」
那麼,什麼是文明呢?亨廷頓認為,文明是人類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類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大層面,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根本。
那麼,什麼是文化呢?文化的概念,首次出現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來表達的,他的原意是:「靈魂的培養」。也就是說,文明與文化有關,文化與精神世界有關,與物質世界無關。
亨廷頓認為,現代化與西方化是不同的,現代化既不能形成任何意義上的普世文明,也不會導致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和文明文化無關,相關的只是改善人類生活的便利程度。
亨廷頓指出,在當前的世界各文明力量的對比中,文明之間的權力均勢正在變更。21世紀初期,人類將經歷非西方權力與文化的復興,經歷非西方文明內部相互之間以及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
這裡,很容易讓人誤認為,所謂的「非西方」文化的復興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國文明。實際上,中共執政後,通過文革和歷次政治整肅運動,已經將正統的中華文化的基因全部閹割並變異成了穿著中華傳統外衣的黨文化。這極具欺騙性,因為,中共黨文化的鼻祖,並非出身東方或亞洲,恰恰是西來的幽靈。
目前,真正的中華傳統文明只能通過觀看美國神韻藝術團的表演來了解。而中共對美國神韻藝術團在世界各地的巡演,屢屢進行各種詆毀干擾,甚至騷擾,也正是這種文明衝突的直接體現。
也就是說,中華正統文化文明與中共西來幽靈的文化是對立衝突的,一如俄羅斯東正教文化與蘇共意識形態的對立衝突。
亨廷頓指出,受現代化的驅使,全球的政治正沿著文明界線進行重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界定的聯盟,正在讓位於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聯盟。文化社會正在取代冷戰集團。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
因此,他認為,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文明是人類的終極部落,文明衝突也就成為全球規模的部落衝突了。這種衝突從宏觀層次上,是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核心衝突;從微觀層面上,是一國內不同文明團體之間的斷層線衝突。
早在2014年,在第11屆「瓦爾代論壇」上,普京曾表示,前蘇聯意識形態已經過時,復舊的保皇主義和西方的極端自由主義都不適合俄羅斯,俄羅斯需要的是扎根本國傳統價值觀的務實的保守主義。
大陸學者稱之為:普京的「新保守主義」;中共認為,這就是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強國理念。
由此可見,大陸學者對普京的研究,是基於中共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研究普京的,對於文化的本質認知——靈魂,是完全缺失。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雖然論及了衝突核心的改變,但依舊沒有觸及文化的核心——「靈魂的培養」的本質。
因此,無論中共還是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對於普京的瞭解,其實都還是霧裡看花。那麼,俄烏之戰到底孰是孰非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