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茗｜圖：編輯部
（接上文）
七、未被解讀的目的
或許人類真的需要換一個時空維度來思考人類的困境，方能找到走出人類困境的出路。1904年正月初七，也就是光緒年的正月初七日甲辰，這天，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清虛樓中，高靜涵居士扶乩，不想卻請來了隋朝天臺步虛和尚，降下乩文，留下了對後世百年的預言。
預言由8句前言詩和12節讖言詩組成，從第一節讖言詩預言光緒帝之死，到第九節預言海峽兩岸對比：中共強勢，臺灣經濟繁榮，全部應驗。最後三節講的都是從今往後的未來。
第十節：紅霞蔚，白雲蒸，落花流水兩無情，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相將玉兔漸東升。
第十一節：蓋棺定，功罪分，茫茫海宇見承平，百年大事渾如夢，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青。
第十二節：世宇三分，有聖人出，玄色其冠，龍張其服，天地復明，處置萬物，四海謳歌，蔭受其福。
最玄妙的，筆者以為就是最後一節了，竟然講到了未來的社會體制。很顯然，「龍張其服」說的就是恢復帝制了。難道，人類真要走回到「專制」的帝制才能「天地復明」嗎？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的第四章第六節中寫了「鄭孝胥的理想」——「共氏三世」說，即「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
鄭孝胥乃溥儀的帝師，曾官拜總理內務府大臣。《鄭孝胥日記》中，1925年11月16日的日記有這樣一段話：「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此圖讖也。」
與溥儀的回憶不一樣，鄭孝胥自己並不認為大清會亡國，也不認同會以共管告終，大清在短暫的「共氏三世」之後最終將得以復興，這才是他的「共氏三世」說。
其實，鄭孝胥的這段話並非什麼理想，他自己也說是「讖」，是隱晦的預言，可猜不可說也。
如果將鄭孝胥的讖言與步虛大師的讖言拿來一對比，結果的確是有些令人瞠目的——恢復帝制——驚人相似。
步虛大師乃隋朝人，鄭孝胥乃清朝人，時空相差何等之遠，見識相似又是何等一致。如果不是巧合，那一定是必然。所謂孤證不立，如此，這預言跨越了上千年的時空，竟然也能彼此印證，似乎非常說明問題了。
不過，關鍵在於，為何未來會恢復帝制？帝制是否等同於專制？
首先，來說說俄羅斯，烏克蘭，中共，臺灣，還有美國，在俄烏之戰中的關係。
普京（Vladímir Vladímirovich Pútin）作為世界大國唯一首腦出席了冬奧會，並在冬奧會之後發動了戰爭。因此，大多數人僅憑這一點就會判定，普京與中共結成了同盟。
但是，當翻出了烏克蘭與中共之間關係的密檔之後，又覺得烏克蘭與中共也曾經是合作夥伴。如此，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似乎就是一個圈子內打的架。
有意思的是，中共出面先聲東：支持俄羅斯；再擊西：支持烏克蘭，這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呢？難不成真的是左右手互搏不成？
實際上，如果翻看一下俄羅斯、前蘇聯以及俄羅斯沙皇時期的歷史，整個俄羅斯的歷史似乎都沒有與歐洲、美國乃至中國結盟。即使是蘇共時期，也只是援助中共小老弟，而非結盟。
那麼，到了普京時代，普京大帝依舊沒有破了這個慣例。儘管蘇共解體，俄羅斯算是加入了民主體制的陣營，成為了民主陣營的一份子，但俄羅斯並沒有從美國和歐洲兩方面獲得同一陣營的同等待遇，依舊被視為是爭霸的對手。
這著實有些冤枉普京大帝了。前蘇聯解體後，許多東歐國家紛紛獨立，蘇共解體後的俄羅斯的疆域相對而言，已經不佔優勢。烏克蘭的獨立，更是將前蘇聯的軍事力量的一大半分走。這也是中共相中烏克蘭，與烏克蘭交好的根本原因。離間術是中共的慣用伎倆，也是中共的本性之一，這一點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有詳細的解讀。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嘗盡了共產專制的苦頭，也未從民主自由的陣營中得到溫暖，因此，褪去共產蘇共紅色後的俄羅斯，既沒有與美國、歐洲結盟，也沒有與中共結盟。這或許正是中共在俄烏之戰開始支持普京，隨後翻臉的原因吧。因為，中共總還是想測試一下普京是否有與自己結盟的真實意象，一旦發現沒有，自然調轉槍口。
台灣雖然與大陸開啟了「三通」，但不可能與中共結盟，這是與烏克蘭決然不同的地方。同時，在民主陣營內部，也一直受到美國的保護和歐盟的支持。當然，台灣在民主陣營中，也有難言之隱，但靜觀目前的局勢，美國在保護台灣的問題上依舊是非常篤定的，所以無甚大礙。
那麼，普京大帝為何要打這一仗呢？難道他真的是政治幼稚、軍事衰落、思維遲鈍嗎？
和中共領導人不同，普京是虔誠的東正教徒，簡單來說，他信神，是有神論者。和美國和歐洲大部分領導人也不同，普京對於信仰是認真的，既然破除了共產邪惡主義，就絕不搞什麼白左的一套，就要恢復傳統的君權神授。
那麼，這場戰爭的目的難道是普京要藉此恢復帝制嗎？
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普京在這場戰爭中自然有他想要達到的目的，只是這個目的尚未被解讀而已，不過應該與稱霸無關。同時，也不排除他的舉動，或許正是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另一個起點，或是下一個全新歷史時期開始的節點。
君權神授的最早記載是《尚書．召誥》：「有夏服（受）天命。」
《尚書．湯誓》記載說：「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後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中，「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和「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兩句，直接說明周武王是替天行道，受命於天。
周代銅器「毛公鼎」的銘文上也記載有：「丕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確表示「君權神授」。
眾所周知，共產邪惡主義是反神的，提倡的是無神論，奉行的是無神論，推行的也是無神論。因此，人類的歷史開始被全部改寫。
尤其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一應帝王將相全都變成了殘暴的統治階級，所有孝賢之士、謙恭良臣、忠義良將，一概變成封建統治階級的走狗。只有在中共需要百姓為其賣命的時候，才拿出歷史上的某個英雄人物宣講，不再稱其為統治階級的一份子了。這就是為何中共和白左的特色都是以極端為表現的原因。
如果將中共的專制暴政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末期的暴君相比較，恐怕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君權神授」的理論依據到底是什麼呢？紅朝百年後，數千年前的「君權神授」的真面目又是怎樣的呢？中共為什如此害怕「君權神授」呢？（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