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之大勇者風雲錄（四）：錢與價值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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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2:57

文：李茗｜圖：湯瑪斯·羅登提供

儘管湯瑪斯·羅登（Thomas Rohden）組建了「丹麥批判中國協會」，並成功的營救了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政府對丹麥政府的淫威問題能夠順利地得到解決。因為，經濟對政治的槓桿作用，在丹麥和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是一樣的。

2021年9月25日，在丹麥電視臺DR2的辯論節目中，羅登就丹麥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與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問題，與其他嘉賓展開了討論。

一位叫符文·維爾斯楚普·奧爾森（Rune Vilstrup Olsen）的丹麥人對該話題回饋說：「是的，估計人人都會做如此分析，但是卻無人敢堅持去做。有意思的是，準確地說，俄羅斯做了這樣的事情，就會遭到嚴厲的制裁。但如果是中國，對待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樣了。可是，中國和俄羅斯做的沒什麼兩樣啊！」

奧爾森的反饋，可以說是講出了很多丹麥人的心裡話。關於丹麥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與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問題，並非是一個新鮮話題。早在2009年的時候，就已經為今天的丹麥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礎。

一切都要從2009年的氣候峰會談起。

達賴喇嘛效應

2009年5月，達賴喇嘛到訪丹麥，在瑪瑞恩堡（Marienborg）會見了時任丹麥首相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和財政大臣拉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sen）。

2009年12月8日，氣候峰會前夕，丹麥外交政策委員會召開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會議結束後，丹麥政府正式對外公布：丹麥王國正式承認中（共）國政府對西藏的統治，並同時強調，丹麥反對西藏獨立。

第二天，丹麥第三大報《貝林時報》（Berlingske）以＜丹麥屈服中國壓力＞（Danmark bøjer sig for kinesisk pres）為大標題，報導了此事。

報導給出的原因是，時任丹麥首相拉斯穆森會見達賴喇嘛後，丹中外交曾經歷過一場拉鋸戰。不過，最終拉鋸戰所達成的協議是：丹麥政府承認中共政府對西藏的統治權，並不贊成西藏獨立。

報導稱，時任外交部長穆勒（Per Stig Møller）被控出賣丹麥原則；丹麥人民黨稱該協議是「對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可恥下跪」。

對此，外交部長穆勒8日向議會通報了該決議後，駁斥了丹麥人民黨的批評：「（丹中）雙方必須擺脫這種（拉鋸戰）的狀況才能前進。我們並沒失去什麼，只是表明了對華政策。這意味著丹麥不贊成西藏獨立，這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

外交部還拿出法國總統因會見達賴喇嘛後，不得不比丹麥走得更遠，才能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作為比較，來說明丹麥支持中共政府對藏政策的做法是情有可原的。

不過，這份協議一出，由經濟利益導致對價值觀的妥協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就非當事者能夠預料和企及的了。

自此，丹麥官方不僅對達賴喇嘛的到訪「謹慎對待」，甚至在人權問題上，只要涉及中共政府，丹麥政府採取的態度不僅息事寧人，甚至給予幫腔。以至於2012年胡錦濤到訪丹麥之時，丹麥民眾抗議中共的時候，丹麥警方甚至協助維護中共，引發了丹麥警察違反憲法侵犯抗議者權益的事件，史稱「西藏案」（Tibet Sagen），也有的翻譯成「丹麥警察違憲案」。不少丹麥警察和民眾，到場聆聽此案聽證時，都表示深感恥辱。這是後話。

丹麥不少政治家，要麼因此而跌落政治泥潭，成為中共經濟外交中的囊中之物，要麼不堪這番屈辱，遠離政壇，遁世桃源。

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國際政治專家彼得·維戈·雅各布森（Peter Viggo Jakobsen）認為，丹麥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其價值觀的，但政府卻在此點上妥協了。

他說：「政府屈服於大國的壓力，做得太過分了。因為丹麥的政治，不是否認人民自決。」他懷疑，中共政府是利用氣候峰會在給丹麥施壓，「中國是氣候談判的重要參與者，丹麥作為東道國和首席談判代表，需要中國的善意。」

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在丹麥的國民總值中所占比例是多少，值得丹麥政府這樣在外交和內政上一再放棄自己的價值觀呢？

12月10日，貝林時報再發評論，標題是〈我們對中國的考慮應該是多少〉，副標題是〈為了挽救丹麥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政府已向北京政府承諾，丹麥將「反對」西藏獨立。你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嗎？〉

商業外交失敗

儘管丹麥在對中國的雙邊外交上，在國際政治專家雅各布森看來，是因為經濟利益而喪失了丹麥的一貫價值觀，但丹麥政府為什麼會在價值觀上妥協，迄今似乎並沒有找到正解。

中西方政經關係是完全顛倒的。經濟利益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在中共體制下，和西方資本體制是完全相反的。西方體制下的概念，是政治服務於經濟；而中共體制下的概念，則是一切經濟服務於中共的政治需求。

因此，當中共派往全球各國的「統一戰線」開展「統戰」工作的時候，大家聽到的最多的就是「只談生意，不談政治」。這句話給人的感覺真好。因為中聽；因為在西方資本體制下，生意本來和政治就沒有關係，因為政治是為生意服務的。因此，當西方各國的政治家和商業大鱷們聽到這樣的話時，真的有一種相見恨晚，中國龍正在覺醒的欣慰感——既能在合作中賺的盆滿缽滿，又能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添磚加瓦，何樂而不為呀！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經濟關係似乎有什麼地方總是那麼的不對勁，但是，就是說不清道不明。直到「孟晚舟事件」引發全球關注的時候，很多西方政商人士才明白，原來中國的經濟全都是為中共的權力服務的。

如果全方位調換角度，來看中共政府的經濟外交，也就是這種中西方政商關係的顛倒性，那麼，西方政府，包括丹麥，為什麼會在多年的經濟外交上遭遇滑鐵盧而滿身泥濘，無法爬起來，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這是站在西方依舊能夠保持其傳統價值觀的前提下看。

羅登勇者不懼

十二年後的今天，「丹麥批判中國協會」主席湯瑪斯·羅登，再次將這個燙手的山芋——丹麥價值觀與中國的商業利益之間的關係——提到了丹麥政界的檯面上。

9月25日，羅登在丹麥電視臺DR2的辯論節目中表示：「我們必須放棄與中（共）國的枕邊風的對話。只有當我們以牙還牙的時候，他們才會懂。丹麥的角色不是將軍艦開到臺灣海峽。這是有關經濟和實力的運作。歐洲有實力，因為我們在貿易政策方面占有重要的權重。因此，歐盟必須在經濟上對中（共）國予以打擊，教訓他們，不能在我們市場上傾銷的同時竊取我們的技術，然後讓我們仍然購買他們的便宜貨。」

辯論中，丹麥議員拉斯穆斯·諾德奎斯（Rasmus Nordqvis）也表示，「我們不應該與侵犯人權的中共政府為伍，我們的產品也不應該是來自中國的監獄。商業公司必須尊重人權。我們必須堅守我們的立場。但如果認為，這樣會升級衝突、升級冷戰，那就錯了。讓我們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要屈服於來自中共的壓力，堅守我們自己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