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導【文／李茗】
“歐洲的觀念需要改變。”“歐洲人依舊相信可以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充當調解人，這種認識是極為幼稚的。在民主與專制的鬥爭中，不能保持中立。必須選邊。歐洲人必須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反對專制。這就是我認為應該建立民主同盟的原因。”
——前丹麥首相、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
當一個人用經濟增長的魅力光環來掩蓋民主與專制陣營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時候，他已經選擇站在了專制的一邊。
一、虹銷雨霽
2023年3月30日下午，哥本哈根大區。
春雨正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當安德斯·斯托加德（Anders Storgarrd)跨入會場大門的時候，我發現，潮濕的春雨倏然而停，天空開始變的明亮起來，漸漸雲開霧散。看來，斯托加德頗有天緣。
再次見到安德斯·斯托加德，他依舊是那樣的青春洋溢，神采飛揚。雖然身為丹麥哥本哈根大區Frederiksberg 市的議員，但他最能讓人記住的卻並非他的身分，而是他對民主自由的捍衛。最經典的故事，就是他和丹麥其他議員一起成功的營救了前香港議員許智峯。
儘管參與營救的某些議員因受到中共的恐嚇施壓而改變了態度，但這樣的反差，反而讓這位年輕的政治家更加認清了中共的本質，看清了中共的真是面目。
對於這段故事，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有過詳細的介紹。
今天，斯托加德應邀出席一次有關地緣政治與文化對丹麥的影響的研討。作為主旨發言嘉賓，他將與來自美國、瑞典和台灣的各界菁英，探討中共在地緣政治與文化上對丹麥的影響。
二、堪憂的現狀
前丹麥首相、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是斯托加德心目中的英雄。研討會引用了拉斯穆森在台灣民主聯盟基金會記者會上的結束語作來開場。
拉斯穆森說：“歐洲的觀念需要改變。”“歐洲人依舊相信可以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充當調解人，這種認識是極為幼稚的。在民主與專制的鬥爭中，不能保持中立。必須選邊。歐洲人必須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反對專制。這就是我認為應該建立民主同盟的原因。”
這讓斯托加德感到非常開心和振奮。
作為前丹麥青年保守黨主席，現“丹麥-中國批判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斯托加德目前還是丹麥台灣公司的秘書長及董事。
斯托加德以地主嘉賓的身分開場，以“中國對丹麥文化、青年和政治的影響”（China’s influence on Danish Culture,Youth and Politics）為題，深刻的指出了丹麥當前兩大政治令人困擾的問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奇怪政治現象：
第一、丹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即將續約；
第二、TikTok在對青年產生極為負面影響，但政治家卻不作為。
斯托加德談到，1990年代，丹麥曾公開批評中共侵犯人權，例如，推動聯合國譴責天安門大屠殺。但是，自2000年代以來，丹麥對中共奉行的政策就一直是完全以貿易為導向的對華外交政策了。
甚至為了加強兩國關係，丹麥在2008 年還與中共簽署了“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在氣候、醫療保險、研究、能源、食品和農業等領域，與中共廣泛達成戰略夥伴關係，兩國也是高層互訪頻繁。
丹麥是全球僅有的幾個與中共簽署了這樣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歐洲國家，也是北歐唯一一個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目前，現任外交部長拉爾斯·洛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正是這項協議的擁篤，拉爾斯·洛克已經明確表示，他打算今年與中共續簽合作夥伴協議。
中共通過丹麥-中國論壇等商業協會在丹麥進行洗腦和滲透，對丹麥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這些協會在丹麥的對華政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關於TikTok，斯托加德說，根據調查數據，2022年，每週使用TikTok的丹麥人比例高達41%，年齡為15-29歲；連平均年齡在1-14歲的丹麥兒童，每天花在TikTok上的時間都高達1小時18分鐘。
TikTok不僅成為了丹麥年輕人的重要社交媒體平臺，甚至成為了政治家手中的競選工具。在上次大選中，TikTok瞄準年輕選民，使其成為了年輕選民進行投票的必要工具。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自由政治家（ liberal）亞曆克斯·瓦諾普斯拉 (Alex Vanopslagh) 用TikTok覆蓋丹麥年輕人，贏得了 15% 的年輕選民。
斯托加德表示，很顯然，如果在政治競選中強制使用TikTok，將會給丹麥政界帶來極大而深遠的危險。因為，中共可以通過TikTok，獲取大量丹麥年輕人的數據，利用他們來影響丹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儘管丹麥的政治家也在限制公務員使用TikTok作為工作用通訊方式，但更多的政治家仍在使用TikTok作為私人通訊方式。
他更尖銳的指出，更令人感到詭異的是，對於TikTok對丹麥公眾和丹麥國家層面所造成的威脅，丹麥政界對此卻完全無所作為，為什麼會是這樣呢？這不正說明此問題的嚴重性嗎？
三、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
斯托加德的論述，引發了來自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嘉賓向東的共鳴。向東表示，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就是民主與專制制度的不可相容性最具體而深刻的體現。
1980年代，還是莘莘學子的向東，對中共的政治改革一直抱有幻想，改革開放讓他對中國的未來滿懷信心。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發生，就像當頭棒喝，冷水傾盆，尤其是親眼目睹和自己同齡的學子血灑天安門後，就像是如夢初醒，他清醒了，也徹底絕望了。他離開了大陸，誓言大陸中共體制不變，決不再回母國。
多年後，一場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改變了向東拒母國於千里之外的想法。神韻藝術團兩個小時的演出，橫跨五千年中華文明，涵蓋眾多民族文化精萃，深深的觸動了向東心。透過舞臺，他看到了在共產極權之前的母國那璀璨的文明，熠熠閃光。
不過，向東也敏銳的觀察到，神韻藝術團的演出和八九六四一樣，被中共禁止入境，甚至在美國也遭到中共的堵截。於是，一個疑問迅速在向東的腦海中冒出：為什麼中共如此害怕神韻藝術團呢？
這讓向東再次反思母國衰敗的因由，他清醒的意識到，母國的悲哀源於引入了暴力的共產極權主義，這樣的極權主義不僅深深的傷害著中國人民，也正在以更狡猾的欺騙面目蠶食著美國以致全球的民主自由。
同時，他也清晰的看到，文化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決定戰爭勝敗的不是軍事，不是經濟，而是文化。二戰中，同盟國與軸心國的對壘，也是從文化開始， 以文化致勝。神韻藝術團在美國的演出遭遇中共堵截，這說明，神韻藝術團的演出，在美國對中共的戰爭中，彌補了經濟、軍事、文化、科技之戰方面的缺陷，對喚起美國民眾的愛國意識，認清中華正朔與中共中國的區別，起到了其他領域無法企及的作用。
於是，已是美國IT菁英、兩個孩子的父親、生活富足、事業有成的向東，開啟了他人生的新階段。他將業餘時間放在了推廣神韻藝術團演出上。
通過十多年的努力，華盛頓地區的多家劇院，從害怕中共的施壓，拒絕開放劇場，到現在已是全線開放劇場，接納神韻藝術團，情勢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這讓向東深感欣慰，自己的努力沒有付諸東流，最終實現了自己內心深處的願望——幫助美國認識到，神韻是在美國與中共的文化戰爭中，或者說西方民主陣營與共產極權陣營的戰爭中，能夠完勝中共的藝術演出。
對於丹麥出現的令人感到憂慮的未來，向東表示，應該大力在丹麥推廣神韻藝術團的演出，特別要在丹麥首府哥本哈根推廣，這是擊敗中共的核武器。
四、一路荊棘
來自瑞典的劉佩琪小姐（Peggy Liu）聽完向東的發言，不禁感同身受。劉佩琪在瑞典一家最大能源公司擔任商務溝通和內容經理。她曾在美國留學多年。期間，她親眼目睹了中共的文化滲透是如何導致美國文化的頹廢的。
因此，劉佩琪就利用課餘時間，義務在一家獨立媒體做紀錄片製片人。這段經歷，讓她有了機會接觸到神韻藝術團的一些藝術家。作為生在歐洲長在歐洲的新生代移民，劉佩琪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厚重，對人心靈的療癒功效和內在的善的力量。
畢業回到瑞典後，劉佩琪除了打理公司的業務，業餘時間，她就將自己的溝通能力和優勢用在了義務在北歐推廣神韻藝術團的演出上，成為了傳統文化復興公司（Traditional Culture Revival)的溝通大使。
不過，推廣之路卻是荊棘滿佈。尤其是在丹麥的遭遇，除了斯托加德所提及的丹麥現在爆出的與中共在經濟利益上苟且的狀況，更為嚴峻的是，中共大使館曾直接知會丹麥外交部，以經濟利益作為要脅，要求阻攔和禁止神韻藝術團在哥本哈根的上演。
官方給出的說法非常的外交化：神韻藝術團可以在哥本哈根其他私營劇院上演，為什麼一定要在丹麥王家海上歌劇院（OPERAEN）上演呢？
對於這一點，幾近專家的劉佩琪表示，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是世界一流的，因此對劇院和劇院設施的要求也是比較高的。哥本哈根的劇院中，最符合神韻演出的劇院就是王家海上歌劇院了。可是，想獲得這個劇場的演出許可，可謂暗礁密佈。
五、日常戰爭
台灣的曾建元教授連線接過了話題。他認為，文化是台灣與中共的日常戰爭。中共將自己裝扮成傳統的大漢文化來台灣滲透，其實，台灣保留的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正朔。
曾建元現任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法學碩士，一直致力於促進轉型正義，積極投身於台灣民主的建設，捍衛台灣民主。
曾建元認為，台灣是一個有著多個少數民族的民主國家，因此更加主張文化多元化。但是，大陸現在充斥的所謂“漢文化”，實際是一種黨文化。
與會嘉賓的分享，讓斯托加德倍感受益；斯托加德的敏銳，也讓其他嘉賓深感欽佩。對於丹麥令人堪憂的政治局面，斯托加德依舊非常樂觀。他從近期丹麥的民意調查中看到，超過84%的丹麥國民都表示拒絕中共的專制和滲透。
不過，如何做到前丹麥首相、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所說的，“在民主與專制的鬥爭中，不能保持中立。必須選邊”，這對丹麥所有與中共在經濟上有交集的人來說，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問題，他們必須看清厲害關係。
如此，才有可能將這樣的反共的意願轉變為像美國那樣可以具體實施的法案和外交政策，促成國民願望的真實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