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西藏和當代民運—覺悟以後的身體力行

文：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秦晉博士｜圖：秦晉博士提供

對西藏的認識就是這樣慢慢積累起來的，在自己對西藏問題有了覺悟以後，就開始身體力行推動自由西藏和當代民運的合作，甚至是結盟。

山不過來，我走過去

2008年11月末首次組團走訪印度達蘭薩拉。
這次民主中國陣線組團到訪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希望達到以下四個目標：

一、表達民主中國陣線和其他的民運組織和人士對達賴喇嘛的敬仰；二、增進對流亡藏人苦難的瞭解，傾聽在絕望心情下繼續爭取西藏自由、保存西藏文化與宗教的藏人的心聲；三、與流亡政府進行深層的溝通和交流，尋求改變中國現有政治現狀的政治力量的組合與結盟；四、邀請達賴喇嘛成為包括不同族群的廣義中國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提議舉行民運會議，他隨時準備參加。

流亡政府內閣

與桑東仁波切為首的流亡政府內閣深入會談，交換對時局的看法。

西藏流亡政府對於民陣訪問團的到訪給予了很高的禮遇，首席部長安東仁波切與代表團進行了專門的會談，還率內閣部長陪同與訪問團共進晚餐。數年前逃往達蘭薩拉的年輕的大寶法王也被安排與訪問團進行了會晤。

隨團的前中央社社長胡元輝教授回到臺灣後把民陣訪問團的活動以及與達賴喇嘛會談製作了好幾個節目在臺灣進行了播放，其中的一個片斷「流亡中的約定」激勵了臺灣無數藏傳佛教弟子邀請達賴喇嘛訪問臺灣的熱情，此舉在島內還引起了小小的政治漣漪。把馬英九逼出來叫停，這是後話。

2009年3月再訪達蘭薩拉

2009年3月組織全球各地31人組成參訪團參加拉薩反抗中共暴政50周年紀念，烘托兩大運動的同心同德共進退。

履行與尊者的約定為推動民運會議而台灣印度幾次來回奔跑。
圖爲達蘭薩拉西藏抗暴五十周年集會上的發言（英語）

藏語：紮西德勒（平安吉祥）。
女士們先生們，藏族兄弟姐妹們，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運同道們，今天在場的所有表達自己對流亡藏人同情和支持的朋友們：

1959年3月10日是藏人難以忘懷的日子，是標誌拉薩起義開端的日子，這一天直接的結果就是達賴喇嘛和他的十萬藏人的流亡。今天是那個悲慘日子的五十周年紀念日。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在這裏表達我們對失去家園的藏族兄弟姐妹的理解和同情。

藏族兄弟姐妹們，我們今天向你們表示我們對你們的自由西藏運動的全力支持。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惡政是包括西藏在內全中國的所有問題的根源。是中共的惡政導致了無數藏人流離失所和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半個世紀。中共還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和尊嚴道路上的巨大障礙。我們可以說，中共是自由西藏運動和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同的敵人。

很顯然，中共絕無誠意與達賴喇嘛的特使進行談判，給予西藏有實質意義的自治。中共採用的是貓鼠遊戲，純粹是欺騙和愚弄國際社會。

藏族兄弟姐妹們，你們具有豐富和獨一的歷史、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寶貴部分，所以希望有一個高度自治以保持西藏獨有內涵。

我們需要自由，我們需要民主，我們需要公義，我們需要平等。我們需要一個民選的政府來治理中國。這就是當今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訴求。但是我們必須保持頭腦冷靜，一廂情願的盼望改變中共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將收效甚微，甚至一無所有。中共不會自動地走進歷史垃圾堆，中共只能被我們所能匯集的正義和進步力量趕下歷史的舞臺。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民主中國陣線去年十一月走訪達蘭薩拉尋求加強自由西藏運動和中國民主運動兩者的團結合作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民運代表團再次訪問達蘭薩拉的原因。繼續這條政治路線，支持西藏的自由運動，同時也希望獲得對我們崇高事業的支持，以期凝聚起不可阻擋的動力來重新塑造中國。

一個民主的中國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方案和關鍵，同時也是尋求西藏真實自治的關鍵。我們能否對我們的共同目標視而不見？不，我們不能。

歷史的變化將在中國發生。我們能否作壁上觀？不，我們不能。

時不我待。我們能否把這個歷史重任留給我們的下一代？不，我們不能。

全體中國人民，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還是其他少數民族，應該立即行動。此時此刻，我們等待了近六十年的漫長，是根本改變中國的時刻了。

這就是我們再次來到達蘭薩拉的所追求的目標。

謝謝大家。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於印度達蘭薩拉

傾移山心力踐行達賴喇嘛的囑托

走訪臺灣、達蘭薩拉、北美、歐洲尋覓資源啓動民運大會。

求援美國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

日內瓦漢藏尋求共同點會議。呼籲推動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認爲這是開啓封閉的中國政治大門的一把鑰匙。
阿底峽與達波換位。

力推中國民主事業上升為國際關注點

2009年12月9日拜會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李說起達賴喇嘛為臺灣水災祈福來臺灣，可惜沒有到臺北，不然可以見面。

第三次組團參加拉薩日紀念為尊者提出的民運會議再做努力。
新德裏第六屆國際援藏會議壓軸演講。
主持臺北中國民主化展望國際會議。
赴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之後就放棄了籌款舉行民運大會的努力。因為諾貝爾獎已經把中國的民主人權推向了世界關註點，我再努力也不會達到這個高度，順勢停止了下來。

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演講（英語）

尊敬的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議長先生、外長女士、朋友們、中國民運同道們、女士們先生們：

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馬上就要閉幕了。這個大會從第一屆在印度舉行到今天第六屆再一次在新德裏閉幕，時間跨度長達近20年。這個大會的不定期地在世界不同地點的舉行，我的理解是世界上不同國家普通人民對西藏的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繼續延伸的關切和同情，是對西藏問題自從1959年尊者達賴喇嘛和他的8萬藏人流亡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的關註，他們都希望西藏問題能夠得到最終的解決，流亡者的苦難得以盡早的結束。

五十年來，西藏問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關註和同情，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到訪尊者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家、藝術家、人權活動家、專家學者、通過對他們達蘭薩拉的實地考察和瞭解，使得西藏民族所承受的民族苦難得到了更大的同情和理解。雖然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世界對西藏的問題的關註和同情有增無減。尤其是尊者達賴喇嘛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使得西藏的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更大的重視。

我們對藏人的選擇持尊重的態度，民族獨立符合歷史事實，高度自治符合現實利益。我們漢人不可以代替藏人做選擇，告訴藏人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我們理解藏人的抗爭，因為中藏人民對自由與民主有共同的追求，中藏人民有悠久的友誼。歷史表明，困難只是中共執政這一段，之前和之後都曾經是，將來是友好的兄弟鄰居。中藏人民之間沒有仇恨。中藏人民都是中共專製的受害者，理應相互支持。1989年的時候我們歡迎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而我們現在感謝達賴喇嘛對於劉曉波獲得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所做的努力。

西藏的歸宿有三個可能，獨立、自治和被同化。中藏分歧在於，中方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間道路的提出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矛盾和分歧。剩下的問題就是自治。中藏雙方對自治的讀解不同。

中方認為西藏已經自治，而且比起其他地區如蒙古和新疆要高。所以沒有西藏問題，沒有西藏自治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問題。這就是為何中方只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談判，而拒絕承認西藏流亡政府。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方正在沿用班禪喇嘛的形式應對今後的達賴喇嘛轉世問題。靜靜的等待後達賴喇嘛時期的到來，從而一勞永逸的解決西藏問題。

藏方則認為，真正的自治是沒有的，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西藏希望至少獲得類似香港的政治地位。

這就是目前雙方的分歧。這就形成了雙方暗中的競賽。中方的策略就是對西藏的漢化、同化以至惡化。而藏方的對應策略就是支持中國的民主化和保持對話。

這就是我所能看到的現實。

過去的不能改變，我們要著眼於未來。

這就需要中國民運與西藏運動進行通力合作。推動中國民主是我們工作和責任，保持對話時藏方的政治籌碼。

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藏方的工作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同情，但是沒有得到西方政府的實際支持。西方所給的是口頭的，不是實質的。我們中國民運在這方面所面臨的處境與此相同，我們都需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上個月的8日，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獄中的08憲章簽署人劉曉波。這象徵著漫長寒冷的冬天的過去和燦爛的春天的到來，中國的民主化議題再次成為世界的關註焦點。我們知道世界與將我們同在，我們看到了「北京墻」的巨大裂口，我們終將戰勝中共專製在中國建立民主製度。

今天的會議結束以後，我還將奔赴臺灣，參加在臺灣舉行一個主題為《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的國際會議。

中國的民主運動與西藏自由運動是兩個唇齒相依緊密配合的運動，我們有共同的政治對手，我們期待我們的事業同時成功的一刻。

我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改變中國的機遇正在向我們走來，我們必須不失時機毫不猶豫地迎接著個偉大的時刻。

謝謝大家。

2010年11月7日於印度新德裏

達賴喇嘛放棄政治權力和轉世問題

達賴喇嘛放棄政治領袖地位和權威。
很早意識到藏人與民運的不同就是一個有無領袖核心的問題。達賴喇嘛是藏人遵從的至高無上的領袖，當代中國民運則沒有這樣的領袖，所以才有了2008年去達蘭薩拉請達賴喇嘛兼為民運的精神領袖的念想，雖然沒有成功，卻也努力過了。同時也對尊者年歲增長圓寂以後藏人的運動如何進行憂心忡忡。阿底峽告訴我，尊者將在人世間繼續40年，到他113歲的時候才離開世間。

洛桑僧格出任西藏司政，開啓了民選以及700餘年來首位非藏傳佛教僧侶出身的藏人行政中央領導者先河。

達賴喇嘛高級特使甲日·洛迪專訪澳洲。

求索與守望

單獨拜會尊者達賴喇嘛，尋求封面用照的許可和題詞作爲加持。
尊者欣然允諾當即題詞：永不放棄為真理而奮鬥的精神。
作者提出後共時代必將到來，爲了維持社會失序時候的中國領土完整，希望尊者屆時成爲虛君元首，政治權力則由民選的政治領袖掌握。

2014年末印度、臺灣、香港三地走訪（九合一選舉，香港占中）

協助台灣民主基金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安排組團專訪印度，拜會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
達賴喇嘛對台灣放鬆他入境台灣弘法的限制表示歡迎，之後激起台灣民間的極大熱情，由於馬英九的首鼠兩端，最終達賴喇嘛台灣之行胎死腹中。

2019年最後一次組團前往達蘭薩拉

最後一次組團走訪藏人流亡地印度達蘭薩拉，深刻體會藏人艱苦卓絕的六十年，期待以後再度匯合地點應該是後共時代的西藏拉薩。

西藏問題的概述

西藏也稱吐蕃，曾經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其獨特的語言、政治統治、宗教文化在中原王朝和南亞次大陸印度兩個文明之間生存了上千年，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爆發，唐朝開始走向衰落，吐蕃不斷對唐朝的河西走廊發動進攻，直到攻陷唐朝涼州，河西走廊為吐蕃占據，隨後吐蕃不斷進攻西域。八世紀中葉，唐朝安西都護府完全陷落，西域自此脫離中原王朝一千年。吐蕃於十三世紀並入蒙古。而幾乎於此同時中原的南宋王朝也被元蒙忽必烈所征服。

西藏從此與中原王朝元、明、清產生了若即若離的關係。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君主專製王朝—清朝，於 1912 年建立中華民國。十三世達賴喇嘛借此機會將中原軍隊驅逐出西藏，並且發表聲明，否定西藏與中原皇帝的任何形式隸屬關系。

自從滿清1912年退位到1950年中共軍隊入藏，西藏不直接接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也沒有放棄對西藏的主權。在這個時期，西藏享有事實上的獨立38年，幾乎沒有受到中華民國的幹涉。西藏既沒有對外宣示自己的國家地位，也沒有尋求國際承認，這個時期是西藏謀求獨立建國重新取得國家地位的最佳時機。藏人實行的自我隔離政策，過於與世隔絕而錯過了獲得其亟需的主權國家地位的歷史機遇。

1950年10月，解放軍揮軍進入西藏。面對著中共的軍事行動，西藏尋求國際支持徒勞無功，只有南美小國薩爾瓦多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的軍事行動，然而整個世界卻都保持沉默。藏人在中國的軍事壓力下與北京簽訂城下之盟「十七點協議」，成為“一國兩製”的濫觴。

西藏在中共建政後失去民族國家地位的不幸結果，是藏人首先失去了爭取自身地位獲得國際認可的機會，以後雖然不懈地努力，但是至今還沒有成功。追根尋源是西藏對紛繁變化的外部世界缺乏認知。

西藏錯失天時，丟失了已經享有了準主權國家的地位；本來西藏握有有利的地利位置，與世隔絕，在冷兵器時代西藏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查看一下歷史，中原王朝不涉足西藏，地域遠抵西域，甚至遠抵現在的阿富汗，也都是繞開西藏高原。但是在熱兵器時代，西藏的地利優勢就蕩然無存；以西藏六百萬人口與中共已經占領的全部大陸中國人口4萬萬所擁有的人和資源相比較就實在微不足道了。

世界不同地區發生政府使用強製力壓迫地區少數民族的惡性人權侵害事件，很難得到世界大國的關註和重視。當西藏將被中共用武力實行軍事占領的時候，美、英和其他世界大國都沒有出面幹預。

西藏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大國不作為的現實，放棄自清朝滅亡以來不受外界影響的自然獨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共與西藏自治區的政治沖突於1959年爆發，引發了拉薩抗爭，達賴喇嘛流亡印度，8萬藏人緊隨其後，組建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闢出一塊土地達蘭薩拉，成爲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所在地，藏人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開始了解放西藏的鬥爭，踏上了收復祖國的漫漫征程。

於此同時，許多接受美國軍事訓練的藏人自願組建武裝組織來對抗中共。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在50年代和60年代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以遊擊戰在西藏與中國軍隊進行周旋，這種自發武裝抵抗一直持續到70年代，直到最後彈盡糧絕。當時的世界仍在共產主義擴張之中，西藏的沖突和虐殺被世界視作為中國的內政，中國民眾對毛共權還處在一種狂熱躁動中一面倒地給與支持。

美國對西藏武裝反抗中共的支持和培訓中斷，是基於冷戰格局中聯合中共遏製蘇聯的需要，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藏人在失去實質性支持的時候，尋求其他途徑堅持自身的政治訴求是無可奈何，失去自己的國家和土地，長年不懈的抗爭就必須符合現實的可以長期持續的理性路線。自從1950年西藏被中國行使主權到今天，西藏從未有過政治機會可以實現自己的夙願，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思想應時而生，退而求其次，提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實質性自治。

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做出了「除了藏獨什麼都可以談」的政治承諾，並且邀請了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訪問了中國和藏區。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的提出與這一政治背景不無關系。但是北京很快就改變了想法，有一個嘉樂頓珠到藏區的片段，藏人得知達賴喇嘛的使者到來，有一個萬巷皆空熱情迎接的盛大場面，如果是達賴喇嘛親自到達西藏，場面之盛大，民眾之嚮往，所造成的影響力，都不是北京可以承受的。

北京與達賴喇嘛在過去的近六十多年裏進行了10輪以上的談判，沒有任何成果，陷入僵局。西方大國也一再呼籲北京領導人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也毫無進展。向達賴喇嘛頒發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長期以來對中國統治的非暴力反抗，也沒有能夠讓中共有絲毫動搖。北京有自己的算盤，不會兌現承諾。任何開明懷柔政策的實施，都會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執政的基礎，中共思維定勢深知，稍稍後退半步，就是將來的塌方式的崩潰。1979年鄧小平悄然無聲地改變了想法，以各種理由和方式拒絕達賴喇嘛和藏人的政治訴求，使得雙方談判永遠不會成功，而同時又以溫馨君子風度愚弄國際社會。1989年對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無力鎮壓也出自於鄧小平的相同思維定勢，退一步就會滿盤皆輸。

當前世界主流國家並不承認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流亡藏人的主流是遵循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實質性自治，因為達賴喇嘛在藏人中間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尊重和信服。而西藏獨立運動仍然是一個呼聲，而且有一定的影響力。

達賴喇嘛很早就提出了統一戰線的觀念，這個概念是中共灌輸中國民眾當年中國打敗國民黨蔣介石的克敵製勝的一個根本性的法寶。達賴喇嘛希望首先與中國海外民運結成統一戰線，但是真正開始付諸實施的有形可見的確是在2007年以後，達賴喇嘛不斷走訪西方民主國家，所到之處，向當地華人發表公開演講，與海外華人直接互動。達賴喇嘛駐世界各地的代表機構紛紛開設了華人聯絡官，由精通漢語的官員專事與中國境外的華人的交往，讓海外華人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通過民間的互動加深藏漢民族之間的理解和認同，從而達到影響北京決策的目的。

受達賴喇嘛統一戰線思想的影響，筆者突發奇想並且付諸實施，於2008年11月首次組中國民運團訪問印度達蘭薩拉，開始了中國民運與自由西藏運動具有象徵意義的政治聯盟。民運中有人則認為「中間道路」可能沒有現實意義，而只有它的歷史意義。達賴喇嘛尋求「中間道路」只能回到1951年「17條協定」的狀態，而且有兩大障礙：一，西藏版圖的恢復，二，中國能否實行民主製和聯邦製。而實現西藏獨立則需要三個條件，中國發生巨變，西藏民眾進行起義，國際力量進行幹預並且在藏區維和。

西藏問題是否能夠最終根據西藏人的要求得到解決，這取決於政治機會的出現，這不可能期待中共回心轉意，因為中共政權非常冷血無情。達賴喇嘛很有耐心，他引用藏語中的諺語「一藥治百病」比喻中國只要實現民主化，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只有當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而分崩離析並且民主到達中國時，西藏問題才能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

西藏是國際政治格局演變的犧牲品。沒有中共在1949年占據中國大陸，西藏可能保持自1912年起的獨立狀態，即使戰後重建的中華民國也不會對西藏的實際獨立狀態做出重大改變。如果有所改變，藏人的生存狀況一定會好過中共的統治。

是什麽導致了這個變化？是中國內戰。誰導致了中國內戰中共戰勝蔣介石國民黨？是蘇聯，更是美國。中共是西藏遭受禍害的作惡者，而放手中共作惡的是史達林和杜魯門。史達林全方位支持中共，杜魯門的中國政策幫助中共席捲全中國。

1959 年 3 月拉薩抗爭以後，藏人堅持武裝抵抗中共暴行十多年，直到 1970 年代初美國尼克森政府在與北京結盟以遏制莫斯科。為了這個戰略，美國拋棄了西藏，同時也拋棄了臺灣。

藏人有世界著名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一直在提升藏人的願望和訴求，維護自由西藏運動的道德形象。由於尊者達賴喇嘛堅韌不拔守護佛法，拯救了西藏文化免於滅絕，將藏傳佛教帶到了佛教起源興衰的喜馬拉雅山南麓，使佛教蓬勃發展，並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認可。他所領導的自由西藏運動的頑強成就也引起了全世界對藏人苦難的關註。

相比較達賴喇嘛領導的自由西藏運動，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則缺乏一個或者一群有政治遠見、有歷史觀、有時代感、有責任感、有領導力、能引起追隨者產生共鳴的領導人。

客觀地說，無論是自由西藏運動還是中國民主運動，在對抗中共的時候主要都著重在人權的層面，向國際社會呼籲關註中國和西藏的人權問題，爭取人權的改善。作爲回應，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多次勸說北京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而對政權的訴求幾乎沒有提出，也就是推動並且啓動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改變。提出這個訴求是必須具有實際實力的，而我們民運和自由西藏都沒有。這個第一推動力在哪裏？我們別無選擇地依賴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爲首的西方。而在中共建政的七十多年中，美國和西方根本沒有這個意願幫助中國民主運動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而更願意與中共保持合作，美國和西方認爲中國經濟發展了，自由和民主就自然來到了。足見美國總統以及各類精英對中國和中共認知是多麽無知。

中共的問世是世界局勢演變的結果，中共的強大也是世界領導者美國的昏聵無能所致。亞馬遜河上一隻蝴蝶的展翅，可引來德克薩斯州一片鵝毛大雪。1914年薩拉熱窩一聲槍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經過三十五年的演變，確立了紅色中國出現在世界的東方。杜魯門有意無意地幫助中共打贏了國共內戰，導致西藏國家地位的喪失，又引發了韓戰和越戰。美國尼克森幫助中共躲過蘇聯勃列日涅夫的核打擊，中共得以續命。格局就是如此發生根本逆轉！美國老布希默許鄧小平天安門屠殺，中共逃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崩潰的滅頂之災。克林頓把中共引入世貿，中共得以強大，現在構成了對世界的威脅。

西藏問題六十三年無解，關鍵是一個強大的中共專制政權的巨大控制力。我曾經與藏人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理解。我的認爲是解決西藏問題，藏人完成政治夙願，必須在中共政權解體以後；在中共退出歷史舞臺之前，藏人的問題無解。藏人兄弟們不認同我的主張，非常認真地認爲他們可以在中共政權下爭取得到藏人的權益。對此我表示非常理解，並且樂見其成。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道分水嶺，中共從此失去了政治轉型的動力和意願，主觀上轉向維護專制體制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尤其在美國歷屆行政當局的支持下，中共越發強大和強勢，就更不願意進行政治轉型。非但如此，還初心不忘，謀求取代美國和西方成爲世界的新霸主。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中國民主運動僅憑一己之力推動中共的政治轉型就是癡心妄想了。即便是聯合起所有中共的政治反對力量，如藏人、臺灣人、維吾爾人、法輪功修煉者，也就是中共蔑稱的“五毒”，再加上香港民主力量，也根本不足以與強大的中共抗衡。與中共抗衡是人獸之鬥爭，人魔之博弈。

怎麽辦？屈身守份以待天時，堅守是唯一出路，即便是前途黑暗一片，也在艱難困苦中堅守，耐心等待黎明的曙光。英諺雲，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黑暗中總有一線光明。或者，如果你正在煉獄中煎熬，那就繼續下去。

俄烏戰爭啓動了世界格局的變化，戰後近八十年的和平也許從此結束，不同勢力的板塊移動迅速，其作用深遠，未來演變將顯得萬花筒般目不暇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雲已經越來越逼近，普丁有面子裡子盡失以後按下核按鈕的可能性。這是最壞的，核大戰中不會有贏家，整個世界同歸於盡。

如果朝好的方向發展，則是俄烏戰爭也許可以治好西方世界領袖們麻木愚蠢的政治毛病。在俄羅斯大規模軍事行動失敗之後，世界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進一步衰落。而更大的邪惡中共將首鼠兩端，變得更加孤立、走投無路、四面楚歌，習近平內外受困而導致中共土崩瓦解。這是西藏實現獲得有意義自治或恢復國家地位的目標的政治機會，我們民運的政治機會也在於此。

十年前曾經提出過後共時代社會失序時候維持中國領土完整設想，希望尊者屆時成爲虛君元首，政治權力則由民選的政治領袖掌握。現在顯然已經時過境遷，不可能符合未來的發展和演變，因而放棄。

今天的世界就是這樣：陰暗、邪惡、懦弱、正義並存。我們正處於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前景難料。這個世界至少有三個主要力量集團。目前，他們中的兩個正在對抗之中—西方和俄羅斯。第三個主要大國集團（中共）正在看著那兩個相互廝殺。如果有一天中共從中漁利脫穎而出成爲主導世界的一極，世界必將爲之追悔莫及。審慎地推斷，中共不可能永遠福星高照，目前中共內政外交都處在焦頭爛額之中，一旦中共山陵崩，中國有劇烈短痛，也會如決堤一般，澤國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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