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HER-Story新女性50年台北特展」由主要策展人呂秀蓮前副總統主辦，市長柯文哲見證，順利地在3月12日於臺北西本願寺樹心會館開幕。展覽主題特別將「歷史」（His-tory）中的HIS（他的）改為HER（她的），強調女性也是重要的歷史主體，而過去五十年的民主歷史絕不可忘記也有許多優秀的女性參與其中，共同主導著灣的政治經濟和民主變遷。預計此展即將從臺北出發，繼而到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城市巡迴展出，讓全島人民都有機會見識到新女性所參與的歷史。
這個策展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十大主題，主要是從呂秀蓮這位婦女運動的拓荒者經驗出發來做分類和界定。呂秀蓮從1971年始在聯合副刊寫專欄，批評性別的傳統文化，她曾為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因妻子出軌而殺害的受難者發聲，也為被歧視為第二性的大學女生發言，儼然是新女性意識的啟蒙者。1974年出版《新女性主義》專書，1976年成立「拓荒者出版社」。之後呂秀蓮因為牽涉黨外反對運動而被捕入獄，她的新女性則由李元貞教授等人接棒，初期是受難者家屬和家庭主婦的讀書會，1982年逐漸大量加入教授和律師而形成今天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十大主題則包括了呂秀蓮親身參與的黨外運動、政黨輪替到兩性執政的民主變遷，包含呂秀蓮過去捍衛臺灣民主自由、婦女及性平運動、從政的歷史軌跡，回顧臺灣過去五十年的政治體制與社會自由民主風氣變化。這個展覽企圖從一位新女性的親身參與和見證，來看見「她」如何參與其中的臺灣民主歷史。展出資料相當地豐富多元，每個事件也著實鏗鏘有力。
呂秀蓮本人的地位、貢獻與成就，自然無人可及，也是言之鑿鑿的歷史。但是她對婦女運動的階段分類主要還是針對「從政女性」，而她所要對話和改革的對象比較是主流的男性歷史。然而，國內的婦女運動和廣泛的新女性主義運動早已經歷過許多階段的矛盾內爆和理論／範型的轉變，實際的狀況比展出的內容要豐富複雜得多了。筆者願意在這裡做一點補充。
總地來說，整個80年代是政治上從戒嚴到解嚴的年代，這個階段真正有能力從政的女性菁英很少，許多女性被迫從政多半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以「代父出征」或「代夫出征」的名義來從政，並在政治上討回公道。呂秀蓮的從政算是少數中的少數。由李元貞和尤美女等人接棒的婦女新知為了怕新女性運動因為呂秀蓮入獄之後斷了香火，因而號召了中產階級的學者和律師加入，早期以讀書會為主，後期則開始以美國的「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簡稱NOW）為參考範本，並以臺灣民法修改為主題，展開修法的婦女社會運動。另一個同時展開的運動則是，諸多女性教授到校園中開拓基地，以顧燕翎等教授為主，在校園中擔任女學生的啟蒙老師，帶讀書會和傳授婦女運動的組織運作，開拓了在意識形態和理念上親近女性主義的校園新生代。這兩個運動的匯流，在90年代達到了高峰，促成了婦女運動的百花齊放。因此，從「婦女新知基金會」（Awakening Foundation），衍生了許多相關的婦運組織，諸如：「主婦聯盟」、「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Warm Life，簡稱晚晴協會）、「台灣女性學學會」（簡稱女學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簡稱婦權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National Alliance of Taiwan Woman’s Associations）等等。而校園則從成立「女性研究社」（簡稱女研社）開始，在各大校園開花結果，培養了一整代的新女大學生和婦運後備隊。
女性主義知識界對婦女運動的階段分類，和婦運要處理的「對話對象」、「性別政治」以及「實踐形式」相關，因而臺灣婦運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到四個世代。90年代的百花齊放中，有兩個值得提起的女性主義陣營內爆和性別政治範型的轉變。一個是婦運中的「女同性戀者」出櫃運動和「異性戀女性主義者」要求同等的發言權和組織權。這個女同性戀集體出櫃運動促成了女性主義議程的轉變，從「男VS女」的「兩性政治」（gender politics）轉為「LGBT」的「多元性政治/四性政治」（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第二個矛盾是婦運的中產階級性格被中下階層的新移民女性和少數種族女性挑戰，逐漸將「男VS女」的「中產階級兩性政治」轉為「結合性別、階級和種族／族群」的「多元交織性政治」（intersection politics of gender, class and race/ethnics）。這兩個性別政治的典範轉移，促成了日後性／別運動的多元化。
婦女新知基金會所主導的民法修改運動，不但促成了整部不合時宜的民法有機會被修正，成為規範民間與家庭的性別平等法律範本，而且直接促成了律師尤美女代表新知和繼呂秀蓮之後第二代婦運者的從政。她們從個人的從政，一直到變成組織性的民間參與政府決策。這是政黨夫人和一群學者們（主要是婦女權益促進會和女學會等）在2006年趁政府組織改造過程中嵌入一個行政部門的監督機制，遂成「國家性別主流化運動」，讓女學者、民間婦團代表和專業界代表有機會進入行政部門監督性別平權的落實。這還包括了尤美女代表民間婦團和性團意見，直接促成了2019年「同性婚姻法」通過三讀。
而「多元性政治／四性政治」以及「多元交織性政治」則多成立了各自的認同團體，並且發展得很健康蓬勃。好比中央大學成立了性學研究中心，同志運動也成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等組織，而多元交織性政治則有「南洋台灣姐妹會」、「原住民女性成長協會」等。關照的性別面向更多元、更加豐富，也更貼近社會真實的需求。其中，更有許多專業女性介入女性主義運動，好比說女性建築師、社區規劃師和景觀規劃師等社群，她們也成立了「台灣女建築家學會」，企圖在專業中建立女性獨特的聲音和實踐。這些為數眾多的「她們」之中也有許多人，除了社會福利的組織動員之外，也投入了許多文化藝術的創作。其豐富的作品可在「台灣女性影像學會」每年所主辦的女性電影展、紀錄片展或藝術展中窺見全貌。
如果說呂秀蓮這位先鋒者在荒漠中開拓了新女性的道路，那麼以婦女新知和女學會為首的律師和學者則是重要的第二代從政者，以「國家性別主流化」為主軸來企圖在國家正常化的過程中改變了婦女和性別相關的法律設定、政治分配機制和政治實踐基礎。而在經歷女性主義內部衝突和對話的典範轉移之後，可以稱為第三代女性主義實踐，她們的實踐就牽涉更廣義的政治了，有國家體制改革、性/別政治，也有文化和藝術的實踐和作品。接下來則是有網際網路和高科技介入的第四代，未來她們的政治實踐則有更寬廣和多元的道路，想必也更有文化想像力。從臺灣婦女運動的豐富歷史看來，這已經不僅僅是「她的」故事了，而是一群群「她們的」故事。主流的大男人歷史，豈能睜眼不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