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本月在臺灣各大院線上映，加上許多支持者包場觀影，迄今票房直衝到一兩千萬，算是極受市場和民眾歡迎的紀錄片。觀片者不乏熱情的青年和中年人，現場也有許多人從頭到尾含淚看完。影片直擊抗爭現場，對抗爭者為保障民主的勇氣與精神描述十分深入動人，對警民衝突的戰役紀錄也相當殘忍寫實，可以說既激情又令人感動。
但同時，記錄者忽視香港回歸祖國作為結束東亞殖民主義的象徵以及香港與中國的血緣文化糾結，將抗爭立場推向民族獨立和分離主義，也過於天真而令人擔憂。由於紀錄片多聚焦在運動本身的參與者的意見陳述和街頭警民衝突，對於事件背後的歷史、社會和制度結構較少著墨。本文特提供一些背景資料和分析，以供讀者做深度解讀，也許較容易理解和掌握衝突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該片主要是紀錄香港在2019年反對中共修訂《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民間及媒體報導俗稱『逃犯條例』、『引渡條例』、『送中條例』等，英譯：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19），恣意將犯罪者送往中國受審，片面改變了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精神。
香港人的失望與反彈
中共僭越了香港法律的界線，引發香港人民的恐慌與憤怒，導致了一系列的街頭抗爭和警民衝突。「反送中運動」應該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爭，概估有將近兩百萬人上街進行大規模的街頭抗議，且囊括了青年學生、大學教授、社會工作者、社區組織者、記者和民意代表等社會各階層人士。香港的憤怒可以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從回歸中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或香港基本法）沒有落實，基本法中被保障的首長與民代普選也沒有落實，使得香港停留在一種低度發展的民主狀況之中。
香港爭取民主自治運動是歷史悠久的抗爭。為了準備回歸中國之後，讓香港結束殖民狀態而擁有更全面的自治系統而做的香港基本法修法及釋法行動，是港人長久以來的希望。衡諸大英帝國在亞洲各地的殖民策略，它的殖民治理是先把殖民地階層化／階級化，再收攏菁英為準統治階層，代替殖民母國進行治理工作。在帝國的掌控下，香港在經濟和市場領域極其自由開放，然而，在政治上卻是非常「去政治化／矮化自治權」的。也因此，在回歸之前進行自治權的修法和自治架構的完整，對香港人來說等同於「回歸祖國的希望」，香港人終於可以因為回到民族國家而得到比較完整的自治權利。但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的希望破滅，中國政府仍像殖民帝國一樣，不允許他們擁有更完整的自治體制，是這件事情讓本來認同回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人民感到沮喪和失望。
在結束殖民期之後，大英帝國把所有對香港的特殊權力收回，香港缺乏真正可以傳達民意和自治系統的支持，導致它無能去回應一個發展更快速而且競爭更激烈的全球與區域經濟變遷。舉例而言，以回歸後的2000年以來，所有本來企圖要在香港投資的大型投資案，幾乎都敗興而歸。香港行政機構連接收像是先進生物科技、醫藥科技、大型資訊科技研發等企業來亞洲尋租的投資案，都無法做有效率的決策，導致近二十年這些高科技和先進研發產業，全部都轉移進駐到比它更有效率的深圳和上海去了。
解殖後的香港甚至沒有能力去跟由中國國家政策性支持的經改城市競爭，更沒有能力去阻止區域磁吸效應所帶來的經濟體大量流失的惡化狀況。從香港基本法的釋法時無法順利取得完整自治權，導致政治經濟上的無效運作，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何香港今天對一樁本來在制度上就該做的修法事件如此反彈，如此「非理性」的抗爭多半是因為，港人之前對基本法釋法感到失望，累積而成的反彈情緒。
港獨與分離主義運動
再者，北京政府可能需要從歷史脈絡來正確理解「港獨主義」和香港分離主義運動，而不是從「政治正確」與否或「顏色革命」的角度來判斷敵我，才能掌握這個社會巨變的軌跡。其實，「港獨主義」和香港獨立思想運動最早是來自對抗大英帝國最初占領香港時的「種族主義化殖民統治模式」。大英帝國慣用的「種族化」和「階級化／階層化」治理模式，徹底剝奪並矮化了香港地區華人的政治自治權，民族尊嚴和主體性。甚至在帝國占領殖民地初期，大英港督政府還嚴格地做「空間-社會控制」，特別將「荷里活大道」當成隔離白人統治與商貿高等階級和一般香港人民的「階級區隔線」，階級線以內朱門酒肉臭，而階級線外則路有凍死骨。這個種族化的階級衝突與矛盾在60年代的民族主義解放運動中達到顛峰，帝國的治理者才緊張地趕做公宅系統與福利體系，正是怕香港人民以港獨運動和分離主義來造反。
這個帝國種族加階級化隔離統治策略一直到二戰之後帝國軍事治理結束，改以文化帝國治理策略之後，才稍稍緩解了分離主義的躁動。筆者的意思是，原先「港獨意識」是用來抵抗帝國掠奪和矮化策略，是「抵抗性主體」用來抵禦外來政權侵略，並非針對中國祖國的統治。然而，如果回歸祖國之後，中共的治理策略沒有與「舊帝國掠奪模式」明顯地區隔開來，那麽，這種拿來對抗「外來政權的反抗模式」就會從歷史灰燼中復活。香港抗爭者成立「臨時政府」背後大致是這樣的社會呼聲，它所發出的警示倒不是陰謀論所提的「外國勢力介入」，而是警惕中共新一代治理者需要針對現行的治理模式做大幅度的修正。
至於少數的激進主義和激進改革行動，甚至不惜將運動帶往分離主義的方向。筆者認為這基本上仍是因為議會建制派（香港自由派）的改革挫敗，在體制內的改革和溝通無效，尤其是關於落實「正常而完整的自治權」的基本法釋法運動挫敗，與中國中央溝通不良所產生的後果。至於那些想把「策略性抵抗政治」演譯成「本質性分離主義」，筆者認為這應當只是少數領導者的「激進幼稚病」，是沒有認清「香港回歸」作為結束東亞殖民主義重要的象徵性意義。
由於這部紀錄片聚焦在記錄抗爭者社群和行動者的意見與思想，完全忽略中國治理者和制度面向的探討，以至於議題的呈現缺少了結構性的制度觀點和治理矛盾的爬梳。事實上，中共之所以放縱警力的施暴，有極大的原因是從中國治理者的認定，香港因為長期被外族統治，深受外國勢力介入（主要是英美等帝國）所引發的顏色革命。加上，中共治理體制中並沒有什麼處理社會運動的部門或機制，因而對抗爭缺乏有效的處理程序和方法，處理過程難免顯得粗暴。
如何解套反送中運動
以下筆者從一個政策規劃師的角度，針對「香港反送中」事件如何解套，做一些政策性的建議，以供參考。
一、中共應成立香港大社會發展共識平臺
如果反對逃犯條例修法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對「司法的不信任」，那麼，那更需要長久的體制內的對話、體制改革和修法行動來解決問題。然而，如果是針對回歸之後巨大的磁吸作用和經濟流失問題，那就更需要整個社會對未來的經濟轉型發展有共識，這件事需要結合政治組織、政黨、政策專業以及社會各界的意見領袖一起來做。筆者建議香港抗爭的組織者，先暫時停止太過激進的街頭非理性抗爭，減少無辜百姓的傷亡，應當設法成立理性化的「大社會發展共識平臺」，進行比較有共識和決策意義的體制內溝通對話。
二、針對香港的國家補償計畫
中共中央應當退一步反省未來國家經濟計畫中如何提出「補償計畫」，特別針對香港回歸之後因盛世經濟消逝而來的「相對剝奪感」，以重建香港這個小兄弟對祖國的信任。特別是關於如何彌補社會福利破洞以及住宅市場炒作失控問題。
三、應通過香港基本法落實完整自治權。
中共中央應該重新考慮讓回歸談判中本來承諾的香港基本法得以正面釋法通過，讓香港社會的民主自治權更完整。如此一來，有充分民意基礎的香港政府才能有效因應全球化時代超高速競爭所需要的政治自主、社會靈活性及決策能動性。
四、改變治理觀念，改成「網絡節點治理」，讓香港成為門戶經濟城市。
除了形式上空喊「一國兩制」之外，中共中央或許可以參照歐美為了因應高科技資本主義的「資本與勞工流動性」、「全球網絡生產」及「跨領域發展」等特性，而在治理上改變了治理概念和模式。例如大陸法系國家的國家治理所依賴的「領域／疆界治理」（territory-based governance）多半已逐漸改變為「重新領域化／網絡節點治理」（proces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 politics of networking），意味著當今的世界體系已沒有昔日所謂的「中心VS邊疆／邊緣」這類二元概念，而是所有的城市與區域都在數位化的以及科技化的全球網絡生產體系之中。政府的治理介入無非只是在這些網絡中進行不同層次和節點的安排、中介、牽連和管理工作而已。香港治理課題可能不只是將之簡單地置入內地經濟的一環，而是需要重新做南海區域發展定位，並定位香港是否為這區域中重要的「節點城市」或「門戶經濟體」的問題。
五、重建後冷戰觀的社會主義普世價值
中共十九大會議中曾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席揭示，現階段中國發展目標為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自由市場經濟」。筆者認為，習近平強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放在現實中是期望在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上走出一條「中國另類的道路」。然而，當中國崛起成為大國之後，他不僅僅要關照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他也需要面對全世界八十八億人口的全球市場。筆者的意思是，作為一個未來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共這個領導集團不能只停留在「特殊主義」（或者說堅守中國的內需市場）而已，也需要發展一種可以與資本世界溝通的「普世主義和價值」，他才能跟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口和市場溝通，也需要因為這個普世價值而逐漸修整出一套能與世界溝通的現代化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治語言及文化系統等。如同1930年代當整個資本生產體制形成世界尺度的分工體系時，社會主義運動曾經有過國際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架構和企圖一樣。至少，可以適當的建立相對透明的政府決策系統以及穩定的亞洲新秩序，以取信於東亞國家。或許，有了更全面性的普世價值之後，就無需再回到有如歷史幽靈般不斷回返的恐共冷戰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