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烏克蘭處境」之警示
俄羅斯入駐烏克蘭的戰鼓頻仍，天天叫戰，讓人終日惶惶不安。由於在前蘇聯時代，烏克蘭確實曾是蘇聯的一部分，尤其是烏東地區，因而彼此有糾纏難解的血統和文化歷史連結，烏克蘭獨立之後也因此進入大國爭取友邦的國際賽局之中。這回因為烏克蘭回復北約聯盟入憲，造成北美和歐洲國家介入了烏克蘭的國安系統，因而造成俄羅斯的憤怒和恐慌，故而出兵阻止北約東擴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計劃。
處在歐美與俄羅斯的交戰前沿，烏克蘭的地緣政治與處境和臺灣頗相似，因而也特別引起國人的關注和焦慮。近幾個月來，幾乎是天天叫戰，被迫活在戰爭的威脅之中。換言之，處在中美大國博弈之間的臺灣，如何避免像烏克蘭那樣成為大國博弈的戰爭前線，作為大國爭霸的犧牲品，是當前臺灣執政當局應當思考的問題。
兩岸應提早思考和平共存架構
臺海兩岸的緊張程度，共機天天環繞擾臺，鷹派天天叫陣喊殺喊打，有如置身戰爭的前夕。近三十年來的兩岸和平互動，何以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似乎需要冷靜下來好好重新整理思考，以和平為先，兩岸應提早思考提出和平共存架構，以避免陷入戰爭的危險邊境。
辜汪會談之後的經濟統合論
兩岸的互動始於1987年的開放老兵大陸探親這個人道主義的政策。接著是1992年在香港會談，事務性協商為次年辜汪會談做準備。1993年臺灣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等人與中共海協會對臺工作主任汪道涵在新加坡進行「辜汪會談」，由正在歷經第二次經改的中國上海團隊出面邀請東亞四小龍登陸一同發展。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解決臺港澳問題，對臺灣則是溫和地「以經促統」，但是李登輝團隊聽信「中國崩潰論」而婉拒登陸，成為四小龍唯一沒有國家支援登陸發展的特例。這個和平互動的政策雖然形式上失敗了，但是經濟統合的政策則持續地進行，因而才會有後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直到1996年的飛彈危機，即便兩岸如此緊張，李登輝時期都還是有兩岸密使往來，以維繫基本的溝通和協商管道。
中華邦聯的提案，值得再努力
2005年則有連戰先生以「破冰之旅」主動打破兩岸僵局，以國民黨主席和副總統之尊參與了第一次國共論壇平臺的建立。他當時提出的「九二共識」為基礎，建立國共論壇平臺來共商兩岸事務，甚至提出「中華邦聯」這樣兩岸民主共存的方案。一切原本是美意，不料國民黨菁英的和平之旅沒有在國內先取得與民進黨的和解與共識，造成許多民間的抗議和衝突。追溯起來，這是國民黨單方面過度簡化了兩岸分治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只要國共和解，兩岸就能和解。沒想到菁英版的和平方案沒有得到在野黨和民間的認可與共識而造成正當性不足。這些殘留未解的「菁英vs.民粹」代理人矛盾至今仍在國民黨內延燒，才會有後來的民粹大軍和「韓國瑜現象」。
《服貿協議》的失敗，是國民黨菁英內部作業正當性不足所致
2008年馬英九取得了政權之後，繼續執行這個兩岸和平方案，並以「九二共識」為前提來執行和落實許多具體政策，包括《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同樣的菁英主導兩岸和平方案沒有獲得社會與民間的共識，導致2014年《服貿協議》在立法院企圖通過的過程中，被一群學生以黑箱作業為由進行全面抵抗，甚至佔領立院長達二十四天，被稱為「太陽花反服貿運動」。馬政府犯了精英圈自我作主的同樣問題，未能與臺灣民間社會取得和解與共識，就貿然進行具體政策，造成了「九二共識」正當性被運動擊潰。幸而2015年兩岸還是奮力促成了在新加坡進行的「馬習會」，讓兩岸互動得以持續進行。
大一中和平架構的社會共識，應該再努力！
2014年五月由施明德和蘇起等七人，共同發表的《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宣言。施明德等人希望用這個架構來取代狹義的一中原則（只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政府之上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以社會大聯盟的形式，提出「大一中架構」，即一個大屋頂架構，以取代狹義的「一中」，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並存，承認兩岸治權分立，互相認可治理權和政府。本來希望能夠以此為暫時性的架構，用來處理兩岸過渡時期的各種事務性協商原則，同時也是社會大聯盟和大共識成果。這個大一中架構原本可以與連戰的「中華邦聯」結合一氣，形成兩岸和平統一的談判架構，沒想到最後還是因為互相不夠信任而瓦解，著實可惜。
蔡政府缺乏對兩岸長久和平的政治想像與架構
2016年政黨又再次輪替之後，蔡英文政府乘著太陽花運動的氣勢獲勝，打掉了「九二共識」的正當性，但對兩岸關係並沒有提出甚麼新的架構來取代之，以作為兩岸互動的處理原則。而潛在的兩國論實踐又加深了兩岸民族主義的直接衝突，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加上美國右派保守反共勢力和川普主義介入台海政治和香港事件，造成了中美嚴重的貿易戰和全球反共新冷戰運動，才會造成今天臺海兵兇戰危的險峻態勢。
回首來時路，我們反思過去三十年在兩岸互動上臺灣曾經嘗試過的和平方案，卻一路遭受挫敗，到底為什麼？在上一篇評論中筆者曾指出，中國鴿派和統論太過忽視臺灣解嚴後三十年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運動的成果，也太執著於血緣論的民族主義，而忘了更多民主鴿派的說服和動員。除此之外，臺灣民族主義獨立派對兩岸缺乏政治智慧和大戰略，只有敵對和叫戰，缺少長治久安的和平橄欖枝的架構設計，是我們在面對臺海戰爭烏雲時，需要關注的政策議題。
備戰，不如和平避戰
有許多臺灣人或政策宣導者認為（例如美國戰略顧問之一的Ryan Hass），以烏克蘭為鑑，應該在臺灣引發更大的急迫感，克服官僚主義和黨派之爭的障礙，形成一項符合臺灣面臨的威脅和資源限制的防禦戰略。意味著要加強武裝配備和軍事防禦能力來備戰。其次是陰謀論和認知作戰。他們認為北京當局的目的是在臺灣內部製造一種宿命論的末日感。要有力地反擊這種陰謀，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升臺灣的政治團結和國家安全。期望臺灣現任和未來領導者對臺灣的未來培育信心的機會
但筆者認為，與其提升備戰能力和團結信心之外，最好的方式仍是提出和平方案來「避免戰爭」，畢竟，以臺灣的戰力和資源來說，無法因應這樣大小完全不對稱的戰爭，為了避免落入烏克蘭困境，筆者建議臺灣政府當局應當提出具體的和平方案，提供處理兩岸危機的原則和架構，以「避免戰爭」與「和平共存」為前提來思考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