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近來有兩位重要的公共型知識人逝世之後，他們的肉身雖逝，但其精神卻仍鮮明活在後輩踴躍的討論和憧憬之中，以言教和身教的形式蔚為後代追尋的典範型人物。一位是人文學者余英時，另一位是建築學者喻肇青，兩位都值得後輩好好深入去認識。
余英時老師不談有特定階級意涵的「知識份子」，而提倡更具廣泛身份的「知識人」，並認為舉凡擁有知識和書寫能力的人都應該對社會負起一定的領導和道德責任。他以身為度，研究儒學卻不受儒術官僚的誘惑，一生拒絕權威追求自由，以立基東亞研究和大學學院思想的高度來影響臺港澳的莘莘學子以及全球的華人自由主義者，捍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乃80年代以來最成功的華文思想巨擘和公共知識人之一。
而同樣是公共知識人的喻肇青老師，則反菁英主義，傾向於威權瓦解後的小型的有機知識份子。他立基於中壢小城的中原大學，以人本主義的教育理念興學，以「大樹教室」精神將諸多社區和庶民元素納入和改變大學菁英校園的規劃與設計。同時，又以「進廚房就不怕手髒」的社區建築師精神，深入大大小小的城市規劃與設計案，改變大小尺度的城鄉風貌。九二一地震之後，他更投身諸多校園建築的創新運動，乃近年來校園創新的重要舵手之一，生產出更多的公共型和實踐型的知青學子。
關心公共性和公共空間的評論家Richard Sunnet曾說，一個時代的偉大源於那個時代的精神，而時代精神往往就委身寄託在公共型知識人身上。這些崇偉公共知識人的殞落雖然諭示著一整個大時代的衰退，但他們具體而微的精神卻可以為更精進的現代主義做見證。 Richard Sunnet曾言：「城市，正是一種現代文明的物質化體現。」 換言之，知識人的典範翻轉，不僅改變時代思想內容，他們如風般自由的意志，更使他們及他們的追隨者更容易成為創意轉型時代的創新者和實踐者。
英國倫敦近郊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劍橋大學，就曾針對大學精神和校園中的知識人的實踐做出創新實驗。90年代初為了使倫敦這座大都會轉型為創意城，劍橋大學自組創新委員會將整座大學社區動員起來，一起為劍橋大學做「地方的創意導覽」。他們為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立像，將他當年所描繪的劍橋溪流的詩文印刻在校園的土地上，以歷史保存形式復原了詩歌所描繪的溪流小橋自然主義場景，這也是當年令詩人徐志摩沉醉到情不自禁歌吟起「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來」的康橋撐篙場景。同時，他們又把劍橋市鎮中的藝術家和版畫家動員起來為當代社區意象作畫，讓校園附近社區居民有機會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的象徵性脈絡來重新回看日常的自我，重獲一種融合地景，歷史和美學的意義感。於是，一本有著時代和人文精神的、又有藝術家手繪而成的《地方導覽手冊》被集體創新行動所創造出來，歷史中的思想巨擘從此以美學的形式活在全新的文化觀光脈絡中，被更多外來者所閱讀、吸收和創造。
相較於劍橋大學的創意實驗，東方思想巨擘和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實在太被壓抑和低估了。可能是我們的地方創生和城市創意除了民眾參與之外還放不開手腳，也可能是因為現代主義的啟蒙時間還不夠長，對現代文化爆發力的掌握還不夠好，因而輕忽了這種公共知識人和公共性文化所爆發出來的美學能量和影響力。試想，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地啟動創意想像力，說不定那具有多元現代主義、多層次殖民歷史和複雜政治認同的臺灣，正是創意發生的最佳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