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導而在2019年宣示為元年的地方創生政策，意外遭逢本世紀前所未有的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導致以地方和社區動員為主的地方創生運動遭遇重大挫折。而整個世界疫情起伏不定，滅了又生，全球觀光產業幾乎停滯，更加劇了地方的貧困化和觀光經濟的衰退。
在這個被疫情全面凍結的歷史時刻，說不定正好是一個機會，好好重新思考和反省當年這個政策是否有結構上未能深思熟慮之處。
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其實是參考了日本在2014年以來為了挽救人口老化和少子化所形成的人口短缺和荒村危機，應運而生的發展策略和社會計劃。然而，日本的國家情境畢竟和臺灣仍有許多差異之處。首先，臺灣的都市化程度很高，雖然鄉村地區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現象日益嚴重，但還不至於有荒村或廢村問題，鄉村地區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人口減少，而是產業外移嚴重和經濟發展條件停滯。而產業外移與發展停滯的根本原因，來自於中國1990年代初期經濟崛起後，在亞洲地區所引起的區域磁吸作用未能積極以政策來因應的結果。因此，臺灣的地方貧窮化真正的問題可能並非直接來自人口危機，而是產業和經濟條件嚴重衰退所致。疫情則是加重了這個荒涼無水的因果關係，使之惡性循環。也因此，地方創生政策的核心議題應當是放在地方經濟的振興這件事上。
再者，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有部分學習自英國的觀光轉型政策，主要是1980年代後半期是整個世界航運和觀光產業的高峰，擁有豐富歷史文化的大英帝國希望通過文化觀光帶進來的財源促進地方城市或鄉村的轉型，因此，這類綁著城鄉發展為基礎的創意轉型計畫遂成為重要的國家發展政策。日本安倍內閣因此借用了英國的轉型計劃，一方面想賺東京奧運帶來的龐大觀光財，增加國家財源，另一方面想在國家資金短缺時期利用觀光財和外來投資，在鄉村地區進行年久失修的基礎建設和社會福利計劃。雖然疫情意外爆發阻擾了國際觀光和奧運，但以外來活水養活本土的「全球－在地」（global-local）辯證思考卻仍是政策執行的關鍵主軸。換言之，重點是外來的觀光財源、經濟動能和投資活水，才得以讓地方的經濟振興獲得根本性的奧援和支持。
回頭反省臺灣的問題，是我們自從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之後，為了認同本土政治和命運共同體而執行的在地化政策，一直都是國家政策中隱而未言的意志。而這種通過動員國人手牽手來重建自己家園的本土化政策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上達到了巔峰，它造就了充分的愛國愛鄉意志，活絡了戒嚴以來被地方派系和官僚壟斷而有如癱瘓的地方經脈與社區組織，卻在全球化年代中關鍵的經濟轉型上毫無作用。換言之，這種偏重在地化政治動員的成果是，它有效地動員了國人的愛鄉、愛土、愛國心來從事和參與大型的轉型政策計劃，無效的部分則是它的思考和行動慣性造成了在全球經濟年代中國家無法有效地反應世界經濟的轉型變化，而間接造成自我鎖國、民粹和封閉的氛圍，使海島型經濟體的臺灣無法在新世紀中發揮它該有的靈活與創意，更無法像英國或日本一般地利用外來的活水來達成振興目標。
更有趣的是，不管是英國或日本的地方創意或創生轉型經驗中，沒有什麼是「原來的／本質的／不變的」的地方，只有不斷地在新歷史時空中「求新求變的嶄新地方感」。而這個求新求變的「創意的地方感」乃是來自於全球的比較視野，是地方和地方之間的互相學習、觀摩、模仿或比較，同時也是對彼此發展脈絡的相互理解和重新脈絡化。
以英國的利物浦創新地方感個案為例，曾經是聞名全球的披頭四搖滾合唱團的故鄉，聰明的利物浦在地企業、地方政府和居民攜手搭建「披頭四故事城」（The Beatles Story），利用文化創意和歷史保存方式來重現披頭四歌曲中的利物浦地景，造就了新一波全球披頭四迷的朝聖之旅。它不但為地方爭取了觀光財源，同時利用「象徵性保存手法」保住了利物浦原有的（正是歌曲中被截取的某一段歷史時空中的）草莓園、港口、老街道和酒吧，使得小城重獲新生。而日本近年來為了擴展文化觀光旅遊的財源，刻意引進了安藤忠雄等世界知名建築師的創新建築作品到關西地方的旅館、養生會館或博物館設計，或者，通過北川富郎策展人近年來集結各種藝術家作品展而成「瀨戶內海大地藝術季」模式來增加地方的美學能量與觀光品質，在在使得關西機場重新再開放成為二十四小時的國際機場。
以上所言英國與日本等結合國際經濟與投資的「活水創生」，在全球－在地的辯證中思考實踐之道，文化創意的加值，以及地方與地方的相互學習和比較視野，正是值得臺灣地方創生學習和突破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