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穩中｜圖：編輯部
余英時老先生8月離世，這位名聲響徹寰宇的中國史學大師的離世，國內學術、政治與媒體界無不哀悼，外界對余英時的認知大多集中在他的堅定反共立場，余英時年輕時就留學美國，學成後長期在美國任教，著作等身，影響力橫跨東、西方世界，也是西方學界認識中國思想文化的敲門磚。過去，余英時曾與《中國時報》已故創辦人余紀忠私交甚篤，過去常在中時發表時論。
不過旺中集團收購中時後，余英時則極力批判這隻媒體巨獸，令人印象深刻。他曾說，「我在美國看到臺灣這幾年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臺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臺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
挺民主不落人後
「臺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臺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余英時如此說道。一位享譽國際的學者，在晚年之際如此關心臺灣政治，更挺身而出只因深怕民主挫敗，這對許多臺灣人民而言，余英時以一枚知識分子站在政治浪尖，是何等高尚的理想情操。
其實余英時比較不為外人知道的是，他年輕也是嚮往共產主義思潮，這也是那時代人們的普遍心理，他的自傳《余英時回憶錄》透露，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最重要的人，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的表哥汪志天。余英時形容表哥是一位懇切的人，也是最早向余英時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人。表哥傳授余英時信仰理念時，他體悟到表哥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和他同時代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最後一次余英時和表哥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余英時提到，這是分別三十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那時表哥以北大代書記的身分到美國訪問各大學，在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東岸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都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們在紐約暢談兩天，但表哥的意氣卻相當消沉。余英時發現到，表哥在文革後並不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表哥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
表哥的夫人很率直地告訴余英時「你們（主要指余英時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表哥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表哥對共產信仰徹底幻滅後，余英時強調，表哥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第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
不曾被名利誘惑
人在學習知識過程中，一個心念轉變，就足以影響一輩子，余英時的故事也告訴我們，從共產主義者到完全的自由主義者，他確實是思緒清楚看待世界，傳中共曾想在余英時故鄉安徽建一座紀念館，或做出盼余英時回鄉的動作，但余英時不因中國市場的鈔票吸引力而改變，仍堅決反對共產中國，余英時唯一回去的一次，是1978年與考古學家張光直參加考古團，那也是唯一的回去，且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後，余先生對中共各種金錢、名利的利誘毫無動搖，中國市場也無影響余英時價值觀。
余英時曾說到，他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這是何等遠見！
余英時在史學領域上特別在思想文化方面，不過對於中共歷史，他也獨具見解，他將中國史學的史料大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外在事象所遺存的痕跡，稱之為「跡史」；第二類則是每一時代人的內心掙扎所留下來的聲音，用宋末遺民鄭所南的名詞表達之，則可稱之為「心史」，杜甫的詩之所以被後世尊之為「詩史」，便是因為他的詩傳達了安史之亂的唐人心聲。余英時稱，其價值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越來越顯現，也越重要。
余英時的用意非常明顯，當蘇聯政權崩潰後，官方檔案大批公諸於世，歷史真相鮮明呈現於世人眼前。他認為，蘇共的前車之鑒，也提示一個中共內部檔案必將步蘇聯後塵的時間表，一一成為歷史家研究的對象，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等到官方檔案出現之後，過去的心史與跡史就能發揮史料價值，等他日史家博考眾說，便能重建這一劫盡變窮的信史。
堅決反共的知識份子余英時，雖已離開人世間，相信他在天堂仍庇佑臺灣民主穩健前行，他的離世，或許並不是他以知識分子力行民主自由理念的終結，而是永恆持續，勢必也給追求民主的華人世界再一次點燃一盞明燈，不會熄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