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獨家傳媒智庫總顧問 張益贍｜圖：編輯部
這一年多來全世界都在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恐懼籠罩之中，尤其病毒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傳染，各種「以防疫之名」的措施：口罩、社交距離、隔離、境外管制、封城，而這種種運用政治權力介入民眾生活的非常態管制，切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來阻絕病毒的傳播的手段的同時，卻也「傳播」恐懼，加深了人類之間的不信任感。也因此最近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對抗的是病毒，而不是我們彼此！」但事實上卻是無論在國際政治或是島國內的政黨之間，不斷地操作著人們對「病毒的恐懼」，做為彼此對抗的政治資本！
從去年除疫情從中國武漢爆發以來，這樣的「恐懼操作」就成了各國政府面對疫情不確定性的政治手段。如同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著作《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中所説：「恐懼政治經常與種族主義以及仇外政治人物和運動聯繫在一起。」尤其國際情勢本就在「美中對抗」的大架構下進行，加上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是操作「讓美國再次偉大」而當選的民粹主義者，更在大選期間利用各種手段宣傳「中國病毒」的恐懼，轉化成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憤怒，來掩蓋他在防疫措施上的錯誤決策。雖然最終未能當選，卻也使全世界普遍瀰漫著「仇中」的情緒。
這種利用民眾對病毒恐懼的政治操作，即使是疫苗被開發出來了之後，也並未停止，而是轉換了另一種形式來進行。尤拉·畢斯（Eula Biss）就在《疫苗：兩種恐懼的拔河》（On Immunity: An Inoculation）書中就說明：「人類恐懼被感染，但同時也害怕打針所帶來的風險。」被病毒感染的風險低時，民眾施打疫苗的意願也不高，各國的疫苗施打率都是隨著疫情的升高而升高，在臺灣也不例外。這兩種矛盾的「恐懼感」，在政治人物的算計中卻絲毫沒有違和！可以從對「病毒」的恐懼，無縫接軌轉換操作成對「疫苗」安全性的恐懼。
因此年初臺灣疫情仍有效控制的時候，已經透過採購來臺AZ疫苗乏人問津，執政黨一方面在BNT疫苗採購上內部有「代理人之爭」，另一方面似乎也以拖待「國產疫苗」的開發。而在野陣營強打的主軸，則是政府對疫苗的採購程序及預算問題，甚至要求公開被視為是商業機密的採購合約，對政府採購疫苗的彈性形成政策干預壓力。待5月疫情爆發之後，臺灣出現「疫苗荒」，民眾對疫苗需求爆增，國民黨開始操作「疫苗安全性」的問題，但卻被爆出許多國民黨高層「身體很誠實」的特權施打AZ疫苗，被網友做成「AZ特戰隊」的梗圖，甚至紅到日本媒體去。
臺灣長期國家認同差異問題，也延伸到政黨對「疫苗安全性」來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恐懼操作，從而影響了民眾對疫苗的非理性選擇。做為中國外交及統戰工具的科興疫苗，執政的民進黨想當然而完全排除在外，親綠媒體更不斷散播其效力及安全問題。就連德國的BNT疫苗，因為是由上海復星代理大中華區問題，涉及複雜的兩岸關係，最後必須由總統親自定奪以「商業採購，捐贈政府」的模式，才得以引進。在野黨針對國產的高端疫苗安全性猛烈攻擊，認為高端「免疫橋接」是世界首創，未通過三期臨床就緊急推出是綠營圖利財團，而且無法通過國際認可。政黨在疫苗安全性問題所進行的「恐懼操作」，同時也影響了疫苗的選擇，臺灣民眾並非是透過科學和風險來判斷，而是以政治認同進行選擇。酸民們就曾在網路上廣傳「民進黨打高端，國民黨打BNT」這樣的酸話出來！
這些利用「恐懼」的政治操作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實意味著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將面對一個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的世界、過度被誇大的威脅，以及傳播速度比病毒更遠更快的全球網路媒體。如今病毒不斷變異，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現有的疫苗並不能預防「變異病毒株」的感染，也就是說，Covid- 19將無法滅絕將與人類永遠共存在這個地球上。（更有科學家預言Covid- 21的出現，又是另一輪的恐懼操作？）所以，英國及北歐等疫苗施打率高的國家，面對疫情已經不再以「感染率」做為政府管制的標準，而是以「重症率」和「死亡率」做為防疫管制措施的依據。畢竟，民眾對於安全性的要求，會是以「犧牲自由」及經濟生活做為代價。所以筆者認為，我們開始習慣有Covid-19 存在的人類社會，建立一種與之共存的生活模式。習慣到無視它的存在。
因為人類真正要面對的問題不是「病毒」，而是「恐懼」本身。
推薦閱讀：
福瑞迪（Frank Furedi）著，蔡耀緯譯，《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