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導【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原作／布萊恩（A. G. Brain）英譯／曾建元中譯】
〈鬧劇、可改革性與世界的未來〉（1987年10月）原是為布拉格之春二十週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與德文紀念文集而寫，獻給雅羅斯拉夫．薩巴塔（Jaroslav Šabata）的六十歲生日。英譯原收於《公開信：哈維爾1965-1990文選》（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美國紐約Vintage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這是一個奇妙的巧合：蘇聯軍事入侵鎮壓布拉格之春二十週年，恰逢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試圖在蘇聯進行大規模改革，而由蘇聯任命並盲目服從他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督，也被迫談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馬克思（Karl Marx）的著名觀點是，如果某件事在歷史上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這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完美的證實。到目前為止，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次復興過程」，已經具備了鬧劇的所有特徵。我將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我不想花太多篇幅來討論它：在我看來，整個「奇妙的巧合」，就是要邀請我們去反思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更普遍和重要的事。
首先，容我先來說說甚麼是我所謂的「捷克斯洛伐克鬧劇」。為什麼是「鬧劇」？
在蘇聯干預之際，他們期待能為人民運作這個國家和展開「正常化」之時，並沒有太多的選擇。這個團隊最終主要是由遙遠過去的遺老拼湊而成，他們是僵化的斯大林主義者（Stalinist）和一些終其一生隨時能夠倒向任何一方的牆頭草。毫無疑問，其中也包括一些明眼人，瞭解事情的真相，但這些人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極可能是因為缺乏勇氣去發揮他們僅有的影響力。正常化團隊花了二十年在迫害任何與布拉格之春改革有關的人，以及所有不是百分之百忠於該政權的人。這個國家當前的領導，換個詞來說，是不折不扣的反改革者，而在過去二十年中成功地創造了當今世界最頑固、最了無生氣、和最呆滯的共產主義類型。當他們開始對改革咕噥，就讓自己成了笑柄。沒有人把他們當真，沒有人相信他們。每個人都清楚，這實際上只是空話，背後隱藏著不想改變的固執決定，不允許任何人取得控制權。二十年來一直在傷害這個國家的人，今天開始批評這種破壞並談論糾正和改變的需要，卻不打算放棄他們手中的權力和特權，必定會被所有明白的人所嘲笑。毋庸置疑，就是如此。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不是熱情的民族。他們很少為什麼事而激動。雖然，在1968年，他們熱切地相信萬事萬物會更好，也因此積極地參與其中。他們被灼傷，為他們的熱情至今二十年來一直在付出代價。只有傻瓜才會期望在這次痛苦的經歷之後，他們可以再一次熱血，和再次被說服去為他們的投入承擔類似的後果，特別是當他們被那些長期系統性懲罰他們過去熱情的人要求投入之時。
懷疑主義現在已經達到了如此普遍和深沉的地步，以致於使我無法想像是怎樣偉大的領導人會站在胡薩克（Gustáv Husák）的位置上才能讓這個社會再次運轉起來。當然，我們總應相信政府的話並要求它實現它的宣告。這是《七七憲章》（Charter 77）多年來一直在做的，而許多人和團體也在做類似的事。然而，社會整體卻什麼都不做。是的，人們是基於利益和同情而致力於此，儘管他們知道這是應當去做的正確的事，仍極度地謹慎。歷史教會他們，怎樣也不要相信共產黨人。其結果是，政府不斷地呼籲進行全國性的討論——無論是關於新的「企業法」、新憲法，還是其他任何事項——在所有預定進行此類討論的會議上，人們都像石頭一般保持沉默。這是當前捷克斯洛伐克鬧劇情境的另一個層面。
鬧劇的第三個層面源自意識形態。當一個政權，在花了二十年使用意識形態的工具去粉碎改良主義的理念後，要合理化它自己的反對者的改革，而現在突然開始要藉助它最喜歡的馬克思主義伎倆去宣傳一個「新的改良主義」，並且把它描繪成是它先前反改良主義路線的部分，那麼這種舌燦蓮花的招數，不可避免地對所要達成的目的而言，就是可笑的。比拉克（Vasiľ Biľák）先生和福伊蒂克（Jan Fojtik）先生的一些演講現在已成為暢銷書，在地下書市可以賣到好價格：不是因為他們的敢言，而是因為他們的無比荒謬。
別把我搞錯了：我並沒有在提倡懷疑主義，我只是在提醒它的存在。
現在我想談談一些更一般的事情。「復興」、「改革」和「改造」（Perestroikas）這些已經規律性反覆出現的概念以及它們重複受到的鎮壓。
第一、喀琅施塔得起義（Kronstadt Mutiny）、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團結工聯時代、赫魯雪夫解凍（Khrushchev Thaw）和現在的戈巴契夫的版本等等，——當然，它們都是「想要做點什麼」的嘗試，雖然存在著上千的個別差異，卻都是單一歷史趨勢的變形：社會想要限制、調整或減低共產主義體制的極權主義性質。這並非巧合，遲早，所有這些事件會以一種或別種形式提出相同的基本要求：更大的精神自由、更少的集中制、政治多元化、工人在產業中的聲量、企業的獨立、經濟競爭、小型私營企業、真正的工會權利、對執政黨或其機構的全能的限制、減少警察的全能、消除歷史和其他類的禁忌、平反所有暴虐下的受難者、更加尊重民族獨立和少數權利等等。
共產主義制度是——或者更準確地說，它一直是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它是否有一張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時代的人性臉孔（當時甚至有可能生活美好）還是波布（Pol Pot）政權的流氓行徑（在那裏死亡似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個制度的極權主義性格與生命自身的根本傾向相矛盾，後者是多樣性、分歧性、獨特性、自主性，即多元性。這就是為什麼生命必然要蔑視和抵制極權主義制度，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如採取流血起義的形式、非暴力地創建平行結構、或是第三種，將生命的自然要求滲透到政權的大腦和器官中。第四種是抵抗，有人能以其超能力去漠視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無論以何種方式，它始終是對於同一現象的同一抵抗：生命對抗極權主義。
有些人推崇喀琅施塔得起義和匈牙利革命，並認為其他——尤其是戈巴喬夫的改造——都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因為在他們眼裡，不是全贏就是一無所有，因為槍是共產黨唯一懂得的事。相反，有些人推崇布拉格之春，吹捧戈巴契夫，卻認為其他一切，包括波蘭團結工聯運動，都是無可救藥的反共者、資產階級反動派、極端主義的胡鬧。兩者態度都是出自不幸者，而把自己封鎖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典範、教條和陳腔濫調中，或者是，在務實（這意味著展現他們非凡的政治遠見）中。對後者而言，前者是反共意識形態狂熱的可憐奴隸，他們基本上只看到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滅共。對前者而言，後者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及其天然對應者的可憐奴隸；他們走在辯證的平衡中，總是能夠巧妙地「區別」甚麼是適當和可以說的，和不可以說的，如果他不想承擔喪失左翼身分證的風險的話。但要勸說歷史根據某人的意識形態夢去運轉是不容易的。它歷經一波三折，通常採取完全不同於各派意識形態先知所開示的路徑。這就是為什麼生命對極權主義的抵抗採取了如此多的不同形式。
這些歷史事件自然可以在一個冷靜、客觀和適格的式樣中被描述和分析。但令人無法接受的是，拒絕某些或接受其他的，僅僅是基於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偏執，而允許人們在某處依照某一特別的原則抄捷徑。這樣的取徑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因為在所有個案中，結果或許可見：但事件的意義依舊晦暗不明，因為它們的共同基礎被隱藏著。
其次，在這幾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出版界──我指的是在海外由流亡者出版和在國內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對一個爭論常時起困擾，我發現它不但離奇，且從未能被理解。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問題幾乎和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期復興」一樣滑稽。我把這個爭論稱為共產主義的「可改革性」。一方面想要去證明它是可以改革的，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兩方面都充斥著激情。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學術問題。只有那些出於某種原因而更喜歡把頭擱在意識形態雲端的人才會感興趣。在此之外，意識形態家同時也是先知，因其所關懷者乃是世界的未來，因此，它知道在一特別的體系裡可以或不可能發生什麼。這個爭論之所以是可笑的，因為是兩群先知之間的爭吵：一方相信共產主義是無從改革的，因此不可能受到改革，而另一方則相信共產主義是可改革的，所以面對改革是開放的。
首先，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改革」的涵義。改革從哪裡開始和結束？什麼屬於這一範疇，什麼落於其外？例如，如果我們說有著更多容忍的共產主義——人們可在其間更自由地呼吸和引領向更幸福的存在、警察不能為所欲為，——是「改革的」、「改良主義的」，或「改革中的」，那麼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如此清晰，以至於糾纏它毫無意義。我們都知道，生活在例如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杜布切克的共產主義、卡達爾（János József Kádár）的共產主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波布的共產主義，或是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的共產主義之下，是截然不同的。明顯地，其中一些共產主義比其他更加容忍。如果容忍程度是改革的指標，那麼共產主義肯定是可改革的，除非所有形式的共產主義一律都是不許容忍的。
然而，如果我們是在辯論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基礎，那就另當別論了。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與生俱來的，是它向來的傾向，無論它是更能容忍的在地變異形還是完全無法容忍的。這種極權主義基礎的外在表現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的領導」原則。在一個更容忍的共產主義中，這個原則也更容易建立。事實上，可以說，這樣的共產主義比較起其他是比較少極權主義的。然而，非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是在任何地方都從來沒有過的。如果共產主義無從改革的想法是由一個認識到改革意謂著共產主義放棄其極權主義基礎的人所持有的，那麼我必須承認，我充分地同情他。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向完全的政治多元化開放。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本質具有如此巨大的慣性和如此複雜的操縱機制，以至於任何挑戰它的嘗試總是受到嚴厲的鎮壓。但是，縱使這種不可改革性的擁護者得到我的同情，這並不代表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或許他們是對的，關於到目前為止發生些什麼。但我否認他們肯定共產主義將永遠不會放棄其極權主義本質的主張。他們怎麼會知道？如果各種強大力量（如不斷加深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國際壓力、社會裡的自主性自我組織、政治領導者思想的變化等等）有一天結合了神聖力量，而強大到足以克服極權主義的慣性呢？它或許在幾天內便戲劇性地發生，或者可能在持續幾十年內的漸進過程中發生。但是，誰能敢完全確定而傲慢地說這樣的事情根本不會或曾經出現？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幾乎很難想像，在可見的未來，任何共產主義國家會徹底地放棄它自己的極權主義特殊待遇（甚至可能只有憑藉其領導人的覺醒）。這是多少不言而喻的。但在我看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歷史也不可能保持靜止。
當然，可能會有一場世界大戰（儘管我個人非常不相信）。在那之後，共產主義可能遍佈世界各地，或者相反，可能不在任何地方。最可能的結果是，但願不要，既不會有共產主義也不會有民主，因為什麼也不會留下來。
但這些實際上只有二擇一的選項，歷史將永久停滯，還是走向終結？這肯定是無稽之談。在我看來，同樣荒誕的而完全不可能的是，斷言某些可容忍的共產主義形式會變得越來越可容忍，直到有一天，──只有上帝知道它何時、如何以及在甚麼樣的影響之下，最終失去它極權主義的本質。
那麼我們還剩下什麼呢？
在我看來，對我們而言唯一可能的選項，不是去擔心意識形態的假議題，而是做出實際的努力——在這裡和現在，不論我們在做甚麼，或我們人在何處，為了更好而改變事物、試著贏得更多自由、更加尊重人性尊嚴、為了使經濟更好而工作、減少破壞地球、讓更明智的政治家統治、讓真相被講述，——以及最後，讓人們在面對真相時不要喪失希望，而且取而代之的是，嘗試從中汲取到實際的教訓。
1987年10月
民國112年1月30日11時半
台灣獨家傳媒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