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吾近梓｜圖：編輯部
上個月底，臉書（Facebook）一方面在棘手的官司中纏鬥，一方面在10月27日將企業名字更新為「Meta」。不管新名字能不能為企業擺脫爭議和危機，Meta Platforms透露出新平臺迎戰，強渡關山的意志和企圖。
這個跨國企業的危機向來不在財務，它的營收保持可觀的成長；它引起的爭議不是獲利能力，而是獲利方式。在企業更名以前，臉書2021年第三季營收達290億美元（略高於市場預期），但是從各地上告各國法院的案子愈來愈多，層級也愈來愈高，從私人、法人、到國家層次。
今夏以來，臉書的新聞已頻繁到令其難堪的程度，每一波都是重磅的內部調查、專書出版和國會聽證。七月，《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兩位入圍2019年普利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的記者法蘭柯（Sheera Frenkel）與賽茜莉雅·康（Cecilia Kang），聯袂出版書名為《醜陋的真相》（An Ugly Truth，此書目前仍沒有中文譯本）；九月，《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刋出另一系列的企業內部調查報告：「臉書檔案：華爾街日報調查」（The Facebook Files: A Wall Street Journal Investigation）；十月初，美國國會舉行委員會和聽證會，臉書已離職的吹哨人豪根（Frances Haugen）首次公開現身，曾任產品經理的她握有大量公司內部文件，在國會聽證會中，她指出臉書「背叛了民主」（betrayal of democracy），公司的訊息操作，將利潤置於大眾安全之上，Instagram的演算法，對青少年明顯有負面影響，每一項指證，都是重拳。豪根在決定要成為吹哨人時，即希望自己蒐集的事證，要讓各界無可否認。在聽證會後，來自平面，電子及網路媒體共十餘家媒體集結完成「臉書報告」（The Facebook Papers）。
2016年英國的數據公司利用Facebook上的應用程式蒐集個資，引發「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造成五千萬筆臉書個資外洩，資料被直接用來影響美國總統大選。這一波新的調查，主要的情報和事證直接來自企業內部，使Facebook再次深陷危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美國媒體認為2021年臉書遭逢「十七年來最大的危機」，足見輿情譁然的程度。不過，就在去年年底，當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ttee，簡稱FTC）對臉書提出反壟斷（Anti-Trust）訴訟，認定臉書壟斷社群平臺資源，多數媒體也曾認為那是有史以來臉書面臨最嚴峻的官司。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在今年十月中旬又提出第二波的訴訟，但與當今吹哨人引起的熱門話題和媒體的結盟行動對照，先前的訴訟像是現今輿論的背景而已。
臉書引出的話題和爭議，從來沒有中止過，它不斷創造出需求和機會，但總是無法解決隨之而來的龐大問題。從草創的初期到現在，臉書想要強渡的關山愈來愈高，企業的意志愈來愈強。早期在網站中貼出照片的決定（2004），成立公司後推出的動態消息（News Feed）（2006），都曾引起重大危機，招致大規模的抗議。「讚」（Like）被德國北部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禁用過。訊息「已讀」的設計，受過空前的批評，至今仍有非常多人認為平臺不能越俎代庖，未徵得同意的情況下，揭露訊息是否讀取的狀態。社群平臺興起以前的資訊交流，被臉書逐漸形成廣播形態的訂閱。再接下來的臉書，與其說是連結了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不如說在連結的同時，也完成了分化的機制。
在2009年以前，臉書的「朋友」，是「朋友」（加好友後的狀態）和「非朋友」（未加好友但是能讀取未設限的動態消息）的二元架構，之後改變為可以再細分成各種名目的朋友圈，除了能快速推廣「同溫層」文化，也建立了幽微的隔閡機制（這種細分朋友圈的機制，並不是臉書首創，當時希望在社群網絡上急起直追的Google+，首先創造了細分朋友圈的方法。）社群間因為有親疏遠近，訊息分享的考慮並不一樣，臉書的創辦人祖克柏（Zuckerberg）當時的說法是：「我們不會以用戶不希望的方式使用及分享用戶資訊。」這種公關辭令，歷年來不斷出現，其中最不清楚的是：「客戶」是什麼？在眾多的爭議、抗議和訴訟中，客戶是註冊的使用者，廣告主，或是閱聽大眾？這些不同主體的權利和利害關係，甚至在隱私和個資的態度上，往往是彼此衝突的。
2018年的劍橋分析事件，是臉書為首的社群平臺爭議提高到國際化／國家化的另一階段的開端。在經濟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外，社群平臺更化暗為明地進入地方和國際政治的場域。劍橋分析的操作影響了美國總統選舉是導火線，但一些運作已久，積弊難返的假訊息（Misinformation）和錯誤訊息（Disinformation），早已嚴重侵蝕了許多國家的發展基礎，如緬甸的種族衝突，越南快速惡化的政治環境，WhatsApp的封密和加密性讓不實資訊難以追查，讓數百萬印度人面臨著資訊末日的危機。
正是因為劍橋分析事件成為臨界點，讓多數美國人感到自己是社群平臺苦主，社會的分化嚴重。過去四年來臉書高層經常出面道歉，美國聯邦易委員會想要制裁和拆解臉書平台，但這個企業卻在十月底重組為Meta Platforms。對各方來說都很諷刺，也耐人尋味！臉書的創辦人祖克柏仍是企業的執行長（CEO），他指出企業的名稱換了，但是公司目標維持不變。要用中文解釋什麼是Meta並不容易，事實上，即使用英文也不容易。祖克柏提到未來的企業願景是更多元的Metaverse。這個詞彙來自1990年代的科幻小說，但是三十年來的技術發展，特別是Meta旗下的公司早已致力發展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把現今的生活，工作，休閒和夢想移往新的「實境」正是Meta的企圖。19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的前幾年，當時非常活躍的3D社交平臺第二人生（Second Life，目前這個平臺仍在，要用特殊的流覽器才能進入），有自己的貨幣和也形成了可觀規模經濟。許多企業或學校課程活動甚至會利用該平臺的空間進行。後來的十多來雖然比較沈寂，但是一直是科技界在共構的新空間。Meta不斷強渡關山，因為預見關山之外有更廣闊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