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8日是民進黨創黨滿三十五週年,立法院長游錫堃在接受廣播訪問時指出,臺灣應該要關注中國的民主發展,如果中國沒有民主化,整個世局沒有辦法安定;且更加難得的是,他進一步表示,臺灣應該在促進中國民主化方面花更多心力,多做一些,少說一些。
這是立法院長同時身兼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的政治人物明確表達關注中國民主化議題,頗令人欣慰。其實,2007年以前筆者已寫過<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以及<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兩篇學術論文,基本上採用的就是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書中關於民主化的原因來探討中國民主化的可能。2007年以後筆者一方面擔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翰林版」總主編的工作,另方面大量投入與中國民主化議題相關的交流與活動。疫情期間宅在家,更經常接受國際媒體與自媒體的採訪,最新參加的就是今年9月27日《光傳媒》所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72週年之際,中共統治漸近蘇共74年大限,即將面對的——生存還是崩潰?」網路國際研討會,發表「國際新情勢下中國民主化的展望」影片演講。
民主化理論大師杭廷頓在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列舉了有助於民主或民主化的變項如下:一、一個高水準的總體經濟富裕;二、比較平等的所得和財富分配;三、一個市場經濟;四、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五、在社會歷史上的某一時間出現過封建貴族政治;六、在社會中沒有封建主義;七、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的簡單公式,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八、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九、高識字率和高水準的教育;十、一種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統的文化;十一、基督新教;十二、社會多元論和強大的中介團體;十三、在政治參與擴張之前政治競爭充分發展;十四、合乎民主的權力結構存在於一些與政治密切相關的社會群體之中;十五、低度的社會暴力;十六、低度的政治兩極化或政治極端主義;十七、信奉民主的政治領袖;十八、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經驗;十九、寬容和妥協的傳統;二十、被一個親民主的外國佔領;二十一、受一個親民主的外國影響;二十二、菁英願意仿效民主國家;二十三、尊重法律和個人權利的傳統;二十四、社會群體(民族種族和宗教)的同質性;二十五、社會群體(民族種族和宗教)的異質性;二十六、對政治和社會價值的共識;二十七、對政治和社會價值的缺乏共識。
以上列舉的變項中,後面四項剛好是可對比的,即社會群體的同質性或異質性,以及對政治和社會價值的共識或缺乏共識,皆可能有助於一個國家的民主或民主化。而接著在杭廷頓所歸納整理的民主化五項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這也是對比性的,他指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經濟發展到達相當的程度,加上短期的經濟危機和經濟破產,這種公式是最適用於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府。不過,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並沒有伴隨長期的經濟快速發展而啟動政治改革,因而尚未發生民主轉型,也就是許多人所期待的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並沒有在中國發生。然而,依據前述杭廷頓的觀點,在川普總統發動對中國貿易戰以來,很顯然現在中國從共同富裕的提出,許多企業被整頓到全國大停電的發生,觀察的重點在於中國有沒有可能發生經濟停滯成長與經濟危機,進而被迫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現在,另外一項觀察重點在於外來勢力的新政策,也就是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從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以來對中共採取貿易戰、科技戰與意識形態的戰爭,蓬佩奧國務卿甚至於揭舉中共非中國,打中了中共極權專制的要害。再到拜登繼任以後,大致上延續川普政策,雖然口頭上強調不是對中共發動新冷戰,但實際上的作為卻包加強結盟北約與歐盟各國,到組建澳英美三國軍事聯盟(AUKUS),加強美日印澳四方會談的功能,再再顯示美國正在一步一步組建全球自由民主聯盟與印太自由民主聯盟,來圍堵中共極權專制的擴張。在在顯示來自於美國外來勢力政策的改變,將有可能是促成中國民主化非常重要的外在客觀因素。
此誠如游院長所指出的:美國有很多法案非常重視中國人權和民主,例如2018年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裡面關注新疆和西藏人權,其他法案也多少談到,促進中國民主化已變成美國的一個重要工作。在這種情況之下,吾人要特別指出,身兼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的游院長更應關注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功能是否充份發揮?固然基金會揭舉的設立三項宗旨,包括:一、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二、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三、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這裡面雖然並沒有特別標舉出關注與協助中國民主化的議題,然而,極權專制的中共不是對臺灣自由民主最大的威脅嗎?推動中國民主化不是達成臺灣民主基金會設立宗旨與目標的最佳途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