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在氣候變遷和能源危機的雙重壓力下，核能正重新進入全球能源政策的核心議題。美國政府於2024年11月15日宣布，計劃在2050年前將國內核電產能擴大至三倍，成為能源轉型的核心戰略之一。這一決策不僅顯示了核能在美國能源結構中的重要性，更向世界發出了信號：核能可以作為穩定且低碳的能源基石。同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在「非核家園」政策指引下，全面推進多元綠能發展。然而，台灣的能源政策是否真正實現了環保與能源穩定的平衡，卻備受質疑。本文將詳細分析美國核能擴展計劃的背景與策略，並對比台灣非核政策的挑戰與隱憂，探討兩者的利弊得失。
美國政府的核能擴展計劃，是其應對氣候挑戰和能源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到2050年新增200吉瓦（GW）核電產能，方法包括新建核反應堆、重啟停用設施，以及升級現有核電廠。白宮表示，計劃的短期目標是於2035年實現35 GW的新增核電運行，並在2050年前每年增加約15 GW 的產能。
這一策略框架涵蓋九大重點措施，包括加速核電站的許可流程、穩定核電產業的稅收激勵，並探索在國防部設施部署微型核反應堆的可能性。美國氣候政策顧問阿里•扎伊迪（Ali Zaidi）指出，過去阻礙核能擴展的主要障礙，如技術工人短缺、核燃料供應瓶頸及監管困難，均已被逐步解決。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全球核能產能若要滿足淨零排放目標，需從2021年的413 GW提升至2050年的1200 GW，美國計劃的落實將為全球核能發展提供重要示範。與此同時，美國也正透過政策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堆（SMRs）的建設，這種創新技術有望降低建設成本並提高靈活性，特別適用於偏遠地區或小型工業用電需求。
相比美國聚焦核能，台灣的能源政策則明確轉向再生能源與天然氣的組合，實現所謂的「非核家園」目標。根據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政府計劃到2025年，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提高至20%。其中，太陽能與風能是核心支柱，目標分別為20 GW與6 GW。然而截至2023年，台灣太陽能僅達9 GW，風能則不足2 GW，距離目標仍有巨大差距。
此外，台灣的能源結構逐漸對天然氣產生高度依賴。2021年，天然氣占台灣能源比例達36%，並預計於2025年攀升至50%。但這種高比例的天然氣依賴，卻伴隨著兩大風險：首先是進口依賴性極高，高達97%的天然氣需求來自國外供應；其次是價格與供應的波動性，特別是在地緣衝突或國際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容易造成供應中斷或成本飆升。
從減碳效果看，台灣的非核政策似乎也未能達成最佳結果。2022年，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2.4億噸，僅較2020年減少2%。而根據IEA研究，核能每千瓦時僅排放12克二氧化碳，顯著低於天然氣或煤炭的排放量。若台灣繼續排斥核能，恐難以實現其2050淨零目標。
台灣在發展多元綠能方面，面臨基礎設施成本高昂與土地資源有限的困境。以太陽能為例，其發電效率深受天氣與地域限制影響，2022年夏季尖峰負載期間，台灣的再生能源僅供應全國電力的約5%-6%。相比之下，美國核電則以其穩定的基載供電能力，全年平均運行效率超過90%。
此外，台灣目前尚未解決再生能源的儲能與調度問題，而這正是核能所能彌補的關鍵短板。美國計劃中的小型模組化反應堆不僅具備靈活性，還能輕鬆整合到現有電網中，為間歇性再生能源提供穩定支持。
美國的核能擴展計劃展示了一種平衡能源穩定與環境保護的可行策略，這為台灣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通過政策激勵和技術創新，美國得以克服過去的挑戰，重新定位核能作為減碳與能源安全的核心。此外，美國正著手解決核燃料循環與廢料管理問題，這些經驗對台灣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若台灣能適度調整其非核政策，探索小型核反應堆或第四代核技術，將可能避免耗時、耗費鉅資的無實益投資，並能有效緩解供電穩定性與減碳壓力之間的矛盾。在能源轉型的全球競賽中，適應性的政策設計與技術應用，將成為未來成功的關鍵。
美國與台灣在能源政策上的選擇，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戰略路徑：一方選擇以核能為核心，另一方則推進多元化再生能源。然而，美國通過2024年11月15日的政策宣佈，清晰表明核能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不可或缺性。相較之下，台灣的非核政策雖以安全為名，但過度依賴天然氣與忽視核能的潛在價值，可能導致捨本逐末的結果。在面對氣候挑戰與能源轉型的全球大潮中，如何找到最適合的平衡點，將決定各國未來的發展高度與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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