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長坤／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2024年8月11日，美國聯邦眾議員史崔珂蘭（Marilyn Strickland）率領民主黨籍議員團訪問台灣。史崔珂蘭強調，此行希望向世界傳達「美國與台灣站在一起」的資訊。美國與台灣之間的互動，是國際戰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常常圍繞著美國對台灣的保護、台灣對美國的依附、美台如何共同對待中國大陸三個方面討論，因而展開了在戰略學理上有關戰略確保、戰略威懾等相關概念的論述。
然而，戰略威懾、戰略確保有較多的研究，且通常作為一組相對的關係存在，這樣一來，一是不利於釐清美台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二是難以從戰略學上研究並找到美台關係及相關的區域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
美國需要對台灣保護與否的討論，例如史崔珂蘭在致詞中指出，訪團代表著美國所象徵的多元價值，「在我思考美台關係時，此行想傳達幾個訊息，首先是再次保證，美台關係是強健的，並將繼續維持強健的關係。」此外，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和美國萊斯大學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加布•柯林斯（Gabriel Collins）8月1日發布研究報告說，美國無法承受失去台灣。
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認為台灣不是美國的至關重要的核心利益，認為應當放棄對台灣的保護的論述，例如認為美國保護台灣存在軍事負擔與風險、戰略模糊與清晰引發衝突、美國利益與台海衝突的全球影響權衡、美國的經濟與外交代價等。
台灣需要對美國依附與否的討論，例如台灣內部存在懷疑美國、認為需要對美國疏遠的「疑美論」，以及認為需要倚靠美國的「倚美論」。
美台需要共同應付中國大陸的討論，例如有關美台之間需要加強合作，美國對台灣保護、台灣對美國依附的同時，美台之間還要共同加強對中國大陸的抗衡能力，以此形成一種類似於戰略威懾的相關論述。
然而，這些論述放在戰略研究當中，使用戰略威懾與戰略確保一組關係對立起來，既過於簡單，又存在誤區。
從戰略學考慮，「戰略威懾」是一種本方行為體對他方（或敵方）行為體的戰略行為，而「戰略確保」通常來說是大行為體對小行為體（當然大致等同級別的行為體也偶有存在）的戰略行為，因而「戰略威懾」與「戰略確保」的主體單位與層次不同，並不能作為一組相對的關係，「戰略威懾」的相對關係應當是「戰略和善」，意在與威懾手段相反，以和善的方式示好，緩解緊張或敵對關係；「戰略確保」的相對關係應當是「戰略脫離」，意在更少的發出戰略確保信號，將行為體之間的關係拉開。
由此一來，美台之間現存的三大關係，都能置於戰略互動的關係分析當中。在分析的過程中，最關鍵的是通過這些戰略關係，找到解決區域熱點與緊張問題的方法。
在對待台海問題的過程中，當戰略威懾起到加劇緊張的不良影響時，決策者應當嘗試使用戰略和善予以中和應對，而不是使用不同層次的戰略確保於事無補，更不應當繼續使用戰略威懾加劇緊張態勢。2024年7月29日，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發布的報告稱，缺乏直接溝通造成台灣海峽雙方彼此間的不信任與誤解，當前台海需要的是平靜、溝通與連貫性，海峽兩岸必須建立直接溝通管道，因為這種接觸才是避免危機的關鍵。這種直接溝通便是兩岸之間、美台與中國大陸之間釋放戰略和善信號的關鍵渠道。
另外，美台之間的戰略確保與戰略脫離應當處於何種程度，才能兼顧另一層次的戰略威懾與戰略和善的調配，也是一項戰略研究的課題，在這一戰略研究框架下，台海問題的風險管理才能更為科學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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