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長坤／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2024年5月14日，白宮發佈對中國加徵301關稅四年期復審的結果，進一步提高對自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組件、半導體等七大項產品，價值180億美元。中國官方表示，此舉是「把經貿問題政治化」。根據白宮發表的聲明，拜登總統不僅原封不動地維持前總統川普任內對某些中國商品加徵的高額關稅，而且還要對許多其他類別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高額關稅，有可能使美中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進一步升級。
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之下，中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成為出路。
美元危機到中美貿易戰
根據盧麟元的觀點，美國曾面臨三次美元危機，包括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加上兩次中東戰爭，90年代歐元崛起加上科索沃戰爭，以及現在的第三次美元危機，每一次美國都能找到轉嫁方轉移美元危機。
從第一次美元危機開始，美國需要中國人口支持，將美元體系支撐，美國希望中國資本流轉納入美元體系，1971年開始做這個事，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放開技術封鎖，美國生產線進入中國市場、類似日本生產線也進入中國市場，但不能返銷日美，只能銷售國內市場，收益返還美日貸款。
到了第二次美元危機，一是中國實行聯匯制與分稅制，讓美元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經濟體系，新殖民主義的延伸完成，中國進一步進入美元體系。二是中國把大量國有資產推向市場，並形成金融機構和資產的交易過程，完成了貨幣化過程。三是中國為應對東亞金融危機增發國債，完成基本設施建設，資源性資產的向內陸延伸也進一步擴大了資本化。
地產在此過程中搭了便車，包括資本化和貨幣化的便車，同時也成為了美國轉嫁危機的手段。香港便是通過地產被轉嫁危機的案例，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規定後，迅速進入超級地租時代。
2004年美國高盛集團在中國成立地產公司。中國大陸為了防止出現香港的超級地租，經歷了十多年的地租經濟，在2012年開始再檢討，2014年結束分稅制、2015年結束聯匯，不接受地租經濟下美元殖民，開始建立防止美元殖民的防火牆，防止美國再從中國地租經濟殖民。以地產為主要方面的防火牆的建立，加深了中美之間的矛盾，歐巴馬政府於2012年提出的「重返亞洲」區域戰略明顯加強了對該地區的關注。川普政府於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對抗性矛盾出現。
因應貿易戰的一系列政策與概念
從地租經濟來看，美國對中國推動改革、推動開放，都是一種資本擴張，使得接受資本擴張國家變成債務國，形成比較制度、文化等優勢，被殖民國家就不斷變成等而下之。當中國反抗這種地租形成的殖民路徑時，美國開始對中國制裁，開啓貿易戰。
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全球經濟下滑需求疲軟，疫情的封鎖與物資短缺，促使自主政策戰略為考量，2020年，中國提出「內循環」、「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2022年，中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2023年，中國又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這一系列的政策與概念，既是歷史的發展路徑，又是時代挑戰的因應。新質生產力主要聚焦在高科技領域、生態文明領域，實際上是對之前所提及的概念的豐富。
新質生產力的出路
一是在初次分配領域中，新質生產力發展生態文明產業，以農業學者溫鐵軍的觀點來看，現代化可以通過平面資源上的空間生態資源完成，將生態資源貨幣化。例如，在扶貧時在貧困黃土高原上鋪光伏，以陽光為生產資料，實現貨幣化產生生產收益。原來這些貧困地區無緣以城市化為導向的現代化，現在變為以生態化為導向的現代化。這樣一來空間生態資源被開發成生產資料，產生農民的一次分配的收益。這樣的生態文明產業，外部資本進入不了，因為農村知道邊界，規避了西方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對抗性矛盾的風險，同時又可以推進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
最關鍵的是這樣的內循環經濟避免了依靠大量進口、大量出口的發展模式，外資進來形成工業體系是西方模式現代化，工業化形成利益集團尾大不掉，指望收益來源於城市化、大出口大進口，形成的國內商業資本就是跨國公司緊密結合的力量，這種資本極易產生貪腐異化，同時大出大進的發展模式極其脆弱，一旦貿易戰與被制裁開始，中國經濟便因為經濟依賴陷入困境。因此中國的經濟需要轉型，這樣的內循環經濟，避免了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也擺脫依賴殖民主義路徑，促進了公平正義。
二是在二次分配領域中，新質生產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在數位時代，資本載體發生劇變，之前載體是地租、實體化生產要素，現在載體是數據，以數據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的數字經濟。與數字時代相匹配的經濟政治的制度和結構要改變，改變的方式便是在二次分配領域中進行稅制改革，對盈利性資產和勞動所得均衡的徵稅。以盧麟元的觀點來看，中國目前對稅制推進深化改革，受到的阻力重重，稅制改革推行不了，是因為現在的教育、學術、傳媒，全都圍繞地租經濟運行，沒有進入稅收系統之前的租，被利益群體分配，吃租利益群體變成行政體系，現有利益結構很難被打破。
當二次分配領域中，中國的稅制改革適應數字時代後，中國更能夠決定資本流向、調節資本的空間分布（區域貧富）、時間分布（熨平經濟危機）、產業分布，促進公平正義和效率，最終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新質生產力。
中國以新質生產力為導向，進行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調控，一是能在內循環中擺脫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與殖民主義路徑，二是在數位時代更好的促進資源調配與公正發展，在高新科技領域獲得對美競爭力。
（作者侯長坤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獨家報導新聞網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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