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導 蔡鎤銘／評論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日前在造勢場合談到萬里老家爭議時，說父親在礦坑中喪生「留下的只有貧窮」。而另一位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前陣子到台中出席女力翻轉的論壇時也提到：「常聽公婆說小時候那個年代大家生活都不好，但貧窮跟違建沒什麼關係」，柯文哲常講怎麼規定怎麼辦，跟小時候有多貧窮應該沒什麼關係，法律怎麼規定就怎麼辦，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是窮過來的。那麼，什麼才叫做真正的貧窮？
當今，隨著台灣數十年的經濟高度發展，台灣的低收入戶人數連續十年下降，僅佔總人口的1.25%，而專家卻有指出台灣正陷入「體感貧窮」。經濟成長只對少數產業有感，低薪和高物價導致更多近貧族群。同時，兒少貧困、工作壓力和高齡貧困成為迫切的問題。這種現象令人思考，歷史上的收入限制是否影響了當今社會發展？本文將深入討論古代的收入控制與現代消費觀念，探索貧困和社會控制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塑造個人和社會。
古代的社會控制
在古代大清朝廷時期，對收入實行嚴格限制，以維持社會秩序，這體現在數字化的限制上。以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在當時朝廷考慮到一個人一年大約需要35兩銀子才能勉強維持生活，故規定人數最多的正九品官員（基層公務員）一年收入最多33兩有奇（1錢1分4厘），留下的2兩銀子為債務，用意在於確保每個人始終欠債於政府。這種控制方式使得個體的收入始終低於其生活所需水平。這意味著，他們在基本生存問題上難以得到滿足，更不用說改善自身狀況或追求更好的生活了。這種數字化的收入限制不僅僅是一種經濟上的壓迫，更是對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嚴重剝奪，限制了個人自主性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然而，清朝時期對官員薪資的控制方式，確實是當時官員貪污舞弊氾濫的根源之一。
消費主義與社會心態
在現代社會中，資本家並不能違反法律讓大眾處於飢餓的狀態。為了讓人們樂意參與勞動，他們設計了更加隱秘的方法，著力使人們快速花光收入，始終讓口袋裡一貧如洗。利用各種媒體工具，他們打造了一套嚴密的價值觀，將消費與幸福等同起來，將幸福的定義從吃飽穿暖、無病無災、衣食無憂變成了擁有高級但並不需要的商品。無論是訂婚結婚的鑽戒、還是擁有汽車或珠寶。人們逐漸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只有擁有最昂貴的、最豪華的物品才能真正實現幸福」。這種追求無止境，令人丟棄了本就已經擁有的幸福感，讓個體永遠在追逐虛榮中疲於奔命。
社交媒體和品牌文化的興起也加劇了這種趨勢。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上，人們經常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擁有的物品，從豪華的渡假勝地到高價值的商品，強化了「擁有特定物品或體驗才能獲得認同和尊重」的觀念。此外，商家利用特殊時刻如「週年慶」、「黑色星期五」、「雙11」等推銷商品，加上通過心理訂價的各種策略製造緊迫感讓人覺得非購買不可，即使人們並非真正需要。新潮時尚和快速消費品也誘導人們頻繁購買，因為商品更新迅速，人們感覺必須擁有最新的產品才不被邊緣化。
這些實例揭示了現代消費主義對社會心態的深遠影響。媒體、社交平台、特賣活動、訂價手段和品牌文化的助推，使個體更容易被吸引進物質享受和消費迷失的漩渦中，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消費型社會的持續膨脹。
商業運作與市場控制
商業運作和市場控制是複雜而重要的主題，牽涉到市場力量、產業規模和政治因素的交織。在現代經濟中，存在多種方式來控制和影響市場。這包括：通過控制產量和訂價來影響市場價格的寡頭壟斷力量、政府政策（如制訂最低工資等法規）的干預及操控市場供需關係的影響，以及利用內部信息、媒體宣傳或其他手段導致市場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這些因素可能影響市場中特定商品或行業價格受到控制，讓個體難以擺脫這種限制，進而影響消費者權益和整體經濟公平發展。瞭解和檢視這些現象對於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貧困並非僅由於個人努力或懶惰所致，更多是因為制度性的限制和社會觀念的束縛所導致。不公平的機會分配、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不均等、薪酬不公等結構性問題往往讓某些群體長期處於貧困中。消除這些觀念上的障礙和執行有針對性的社會政策、提供更多支持和資源，包括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會的改善，都是減輕貧困問題的關鍵。提供教育和技能培訓也是幫助貧困群體擺脫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結語
綜上所述，解決貧困問題需要深入瞭解其背後的根本原因，並採取全面的措施。從改善社會體制到調整社會觀念，再到實施有效的政策和教育培訓，每個方面都能為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會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賴清德窮過來了，兩蔣政府為那個時代打下政經基礎，創造產業和教育良好的發展環境，所以三級貧戶陳水扁能成為總統，貧窮的礦工之子能成為副總統，經歷過台灣錢淹腳目的風光年代，窮人翻身故事不少，有些候選人「窮得只剩下錢」，選民還需要繼續窮嚷嚷下去嗎？
（作者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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