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菲／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近期，美國多位高官到中國訪問後，中國外長王毅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邀請訪問華盛頓，開啟了中美高層次會晤。在美方安排下，會談歷時三天，王毅會見的人物從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到與拜登總統會見。由於會談的內容未見諸任何媒體，各種輿論關注點不一。其中，中美元首在今年11月美國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峰會）上，是否見面的問題，是港澳台媒體熱議的重點。
本文提出，這次中美會晤有兩個信號。從這兩個信號出發，就是說從更寬的光譜，對這次中美會晤中王毅表示的，「走向舊金山的路，不會一帆風順」進行分析與觀察。希望這個比較獨特的視角，有利於促進中美APEC元首會晤。
更寬的光譜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一、 對世界釋放中美關係緩和與寬鬆的信號
這次中美會晤的氛圍，就是緩和雙邊關係。王毅在三天時間內，分別與國務卿布林肯兩次會談，與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戰略溝通，拜登總統會見王毅。議程緊湊，涉及面廣。層次是拜登團隊，雙方對會談內容，高度緘默，可見會晤的重要性。
有網友在細節上調侃，說這次王毅與布林肯會見，吃到了工作晚餐。不像2021年3月在安克拉治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時，會談工作餐，中方代表吃的是「中國泡面」。其實，這些細節，擋不住會晤表達的，中美關係「止跌回穩」的趨勢。
中美關係緊張、緩和、再緊張，過程曲折多變。2022年7月峇厘島中美元首會晤之前，美國指責中國是「對現有國際秩序最嚴重的長期挑戰」（2022年5月，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講）。中美峇厘島元首會晤後，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的表述是：「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兩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以便「使中美競爭不會升級為誤判或者對抗」（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對中美峇厘島元首會晤的解釋）。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拜登政府對中美關係不僅「設置護欄」，而且加緊制裁，緊張關係再度加劇。在中美關係磕磕碰碰，惡化與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這次中美高層會晤，可以理解為中美各自對對方政策的「理解」。意味著中美對話的大門，再度開啟。
二、「對話+管控」模式，「有望恢復」
這次中美高層會晤，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世界同時出現俄烏戰爭與以哈衝突兩大重大國際事件。在高度不穩定的時刻，中美會晤的重要含義，就是「中美對話+管控」的模式， 「有望恢復」。
一個例證是季辛吉博士訪問中國。排程除百歲壽宴外，包括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會見季辛吉。另一個例證是這次中美會晤，雖然未透露中美軍事溝通，中美戰略平衡關係方面的資訊，但會晤結束後，一則資訊似乎為中美戰略關係走向「對話+管控」，做出了某些「暗示」。這就是美國軍方組團參加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的，「北京第十屆香山論壇」。
今年2月中國政府發佈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中，「北京香山論壇」被列為落實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重點平台。而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世界上90多個國家、地區、國際組織的官方代表團和軍方人士，出席論壇。在中美軍方沒有恢復正式交流的情況下，美國代表團參會，顯示美方仍然重視中美之間的「加強溝通，避免戰略誤判，防止衝突升級」的默契。這與中方始終強調的「對話總比對抗好」的立場，也是一致的。
三、APEC峰會元首見面問題，懸而未決
這次會晤，記者問，對中美元首是否可能在今年11月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峰會）上見面，王毅外長表示：「走向舊金山的路，不會一帆風順」。
話音剛落地，中美元首是否會面的問題，瞬間成為世界媒體猜測的重點。港澳台媒體中比較普遍的說法認為，由於美國沒有撤銷對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APEC峰會的制裁，APEC元首見面的問題，就不僅僅涉及李家超個人身份，以及美國對香港特區領導人的制裁，而且還涉及到美國政府、國會對香港國安法表現的，從川普政府以來，拜登政府所繼承的，在香港問題上對中國政府一國兩制政策所持的，一以貫之的嚴重挑釁姿態（不邀請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APEC的決定，是經美國跨黨派議員致函美國務院後，由拜登政府根據對香港設立的「緊急狀態」法，最後做出決定的）。一些媒體據此推斷，出於對美國的「報復」，中國可能謝絕出席APEC峰會。
此「熱議」還沒來得及展開，一個未經核實的最新資訊顯示：美國將取消「不邀請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APEC的決定」。APEC是一個地區組織，不屬於如何國家，任何經濟團體，任何個人。亞太經合組織任何主辦方，在主辦會議時，需要遵循APEC組織規則，有責任確保各成員代表順利參會。拜登政府「不早不晚」，對這一宗旨「終於有所體會」，如何尋找答案？這需要從更寬的光譜，看待APEC兩國元首會晤的「功能」。
四、美國全球戰略，國家形象，國際法與國家信義與APEC
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APEC兩國元首會晤的「功能」，不僅僅是「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問題，而且是涉及美國全球戰略，美國形象，以及國際社會與國際法、國家信義之間關係的問題。
全球戰略方面。以哈衝突，除了震動世界，而且直接衝擊美國的全球戰略。拜登政府的「美國回來了」，其實質就是推行脫胎於歐巴馬時期的「兩洋戰略」（橫跨歐洲與亞太，包括對俄烏戰爭的考慮和美國的「全勝」。這裡不展開）。
全球戰略的基礎，是美國認為自己具有「同時打贏兩場世界戰爭」的能力。而「兩洋戰略」的「中間支撐」是美國的中東政策，眾所周知，這是美國政治最複雜的部分。
從以哈衝突爆發，拜登飛往以色列，從美國曾推動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建交等舉動看，拜登中東政策的原設計，是以展示美國的外交實力為主。現在以哈衝突不僅暴露美國的中東政策存在問題，更嚴重的是暴露美國全球軍事戰略，在中東與亞太之間顧此失彼的「嚴重失誤」。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將影響美國對APEC元首會晤的考慮。
國家形象，國際法與國家信義方面，首先是美國國家形象嚴重受損。其次，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與中國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之間，在聯合國通過要求以哈停火決議問題上的尖銳對立，也是以中國為首的世界120個國家，在維護國際法與信守國家信義方面，立場與美國的水火不容。這裡借中國代表張軍在聯合國的發言中給予說明。
張軍尖銳地指出，美國代表在聯合國指責中國否決美國提出的決議草案，這是他聽到的「最沒有道理的話」。美國想讓中國對當前在加薩地帶出現的局面負責，「這個鍋中國背不起」，「也不想背」。顯然，
上述因素，都是影響APEC元首會晤的重大因素。
（作者周忠菲為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獨家報導》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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