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李順瑭｜圖：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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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北約秘書長和丹麥首相的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m於10月10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表示，歐洲不能在美中制度性競爭中，充當旁觀者，指望山姆大叔來買單。
拉斯穆森的文章指出，在混亂的阿富汗撤退和美國宣布與澳大利亞，建立新的防務關係之後，許多歐洲人對拜登政府關於「美國回來了」的說法提出質疑。自夏天以來，那些渴望所謂的歐洲戰略自主權的人，自拜登當選以來最沉默的人，重新敲響歐盟與美國脫鉤的高點。現在是那些歐洲人，面對新的全球現實的時候。美國回來了，但是世界已經改變。歐洲仍然存在安全威脅，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對華盛頓來說，首要任務是中國北京的霸權運動。
拉斯穆森指出，這是個正確的優先事項。如果美國失去其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將引發全球力量平衡的衝擊波，也將吞噬歐洲。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歐洲應該在印太地區合作，而不是競爭。迄今為止，歐洲一直試圖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充當平衡力量。最近，我們對北京的意圖，變得不再那麼天真，部分原因是來自華盛頓的壓力。北歐、中歐和東歐的情況尤其如此。然而，歐洲的政策仍然過於受重商主義的驅動，法國和德國急於在2020年底，與中國簽署投資協定，就說明這一點。
拉斯穆森表示，當時，被指定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敦促（歐盟）推遲到拜登政府上台，以能夠協調一個聯合計畫。儘管許多歐洲國家的元首都有顧慮，歐盟還是簽署該協定。幾周內，在中國對歐盟大使、議員和其他人士，包括我自己的民主聯盟基金會實施制裁後，該協定不得不重新被擱置。
歐洲正在學習，在共產主義中國和民主美國之間，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並不容易。柴契爾夫人曾經說過，站在路中央是非常危險的。你會被兩邊的車輛撞倒。我們在弗拉迪米爾·普丁的俄羅斯身上嘗試這種做法，使我們的關係陷入泥潭。在自由與威權主義的鬥爭中，歐洲不能含糊其辭。
歐洲對中國的重商主義做法，使其在經濟上產生依賴性。中國北京利用十年前的歐元區危機，迅速增加其在整個歐洲的戰略投資。當歐洲人意識到我們的弱點時，已經太晚。中國已經表明，其非常願意將經濟脅迫，作為一種武器來部署。並非所有歐盟國家都上當了。例如，立陶宛2021年夏天決定退出中國的17+1倡議，該倡議的既定目標，是擴大中國在中歐和東歐的投資。其隱藏的動機是擴大中國的影響力，並在歐洲的團結中打下一個楔子。相反，立陶宛正在發展與臺灣的關係。如果一個不到300萬人口的國家，能夠採取立場，歐洲其他國家也可以。
毫無疑問，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達成的奧庫斯防務協議AUKUS，本可以處理得更好。親密的盟友不應該，在新夥伴關係宣布前幾分鐘，才發現它們。現在塵埃落定，法國領導人應該捫心自問，使自由世界在印太地區的努力升級和分化，是否真的符合他們的利益。在德國大選之後，即使是柏林也可能會加強其對華立場，更注重價值觀的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將進入政府。潛艇合約並不是推動澳大利亞，決定的唯一因素。在與中國北京的緊張關係加劇的情況下，坎培拉選擇鞏固，其與華盛頓和倫敦的安全關係。巴黎和整個歐洲大陸都應該反思這一選擇。
但中國的挑戰不僅僅是軍事硬體。從貿易到技術，中國正試圖重新建構戰後的多邊體系，為其自身利益服務。民主國家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約60%。這是北京理解的語言，但是前提是自由世界必須團結起來，從貿易到人工智能到太空的一切，制定全球規則。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就是失敗。根據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最近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幾乎三分之二的歐洲人，認為中國和美國之間正在醞釀一場新的冷戰，然而只有15%的人，認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正在與中國進行冷戰。
冷戰的言論被過度渲染，但自由社會正面臨著，來自中國民族主義領導層的挑戰。這關係到是否希望我們的子孫，在一個由民主美國或共產主義中國統治的世界中成長。歐洲不能在這場戰鬥中做旁觀者，指望山姆大叔來承擔這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