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文茶器 風靡兩岸

文：吳德亮 | 圖：吳德亮 攝影

日本知名暢銷作家村上春樹曾說「現代小說家必須多少超越現實主義」，其實作為現代陶藝家，也應做如是觀吧？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臺灣茶器無論在材質突破、造型創意、實用功能、釉色表現、多媒材的注入等，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現，閃耀兩岸三地與國際舞臺，甚至擠身歐美時尚精品。不僅造型與釉色富於變化，創意也不斷超前翻新。

文人壺的魅力 在於文人參與「創作」

時間拉回至十八世紀，清朝中葉興起的「文人壺」，可說是宜興紫砂陶藝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於文人的參與，讓壺開始有了新的生命，將繪畫、書法、鐫銘、設計等各種藝術注入紫砂壺，使得茶壺的製作，從單純的工藝躍升到藝術創作的層次。
文人壺的濫觴，首推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西冷八大家之一的陳曼生（一七六八～一八二二），他本身雖不制壺，卻設計壺型、撰寫壺銘，注入詩、書、印於一體，他所設計的「曼生十八式」，至今仍無人能超越，開創壺藝前所未有的風采與藝術成就。
「曼生十八式」中的三十幾種壺型，多以線條之美呈現，儘管創作靈感都來自生活周邊，如柱礎、井欄、瓦當等源於建築構件；台笠、傳爐、石銚則源自生活用品，還有源於蔬果的葫蘆、半瓜、果圓等，卻都大膽呈現抽象之美，將他的自然情懷與仿古意象，經由或直或曲的抽象傳達，再透過楊彭年、楊鳳年兄妹的巧手製作，留給世人無限的想像。

由於曾任溧陽縣令，陳曼生還曾將溧陽景點設計在壺上，一如今天許多文創業者紛紛將知名景點以電腦刻印在鳳梨酥上，可說最具前瞻性，且集造型、立意、雕刻於大成的壺藝第一人了。
文人壺繼之而起的是集書法大成的瞿子冶（一七七八～一八四九），修竹老梅恣肆於壺上，橫寫豎畫無拘無束。之後更有道光、咸豐年間的梅調鼎（一八三九～一九○六）融會貫通，成就造型新穎、特立獨行的「玉成窯」。三位先賢將翰墨趣味與沉醉自然的文人趣味融入壺藝，將壺藝推向前所未有的最高峰，更達到後人無法超越的高度。

展現人文思維 臺灣茶器國際發光

文人壺最大的意義，是脫離了匠人的純技術性製作，而加入文人創造性、創意性的創作型態。至於近年大陸「新文人壺」的出現，一般認為應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宜興紫砂壺一度從熱銷商品跌入穀底，所導致的反思。
兩者最大的不同，是清代文人壺大多為文人參與壺藝的「創作」但不「製作」，而新文人壺則多半為文人藝術家投入製作的紫砂壺藝，例如當代資深名家徐秀棠、鮑志強，或新一代的吳鳴、呂俊傑、吳光榮；被評為「大巧若工」的範澤鋒，以及近年提倡新文人壺不遺餘力的張利峰等。儘管許多學者認為，近代文人壺尚未達到文人畫的高度，因為當前浮躁的創作氛圍，扼殺了許多藝術性的思考，更多的是考慮和顧全市場節奏。

比較已有九百多年歷史的宜興紫砂，臺灣茶器起步雖晚，卻因為許多文人的參與、藝術家的積極投入，跳脫單純的實用功能，提升至藝術創作與文人壺的境界。創作範圍且不再限於茶壺，用途品項無限擴充至數十種以上，涵蓋所有茶器。例如在臺灣茶藝館最興盛的一九八○年代，比照飲酒「公道杯」而出現的「茶海」，就是首創於臺灣，並迅速風行至大陸與東北亞各地，成為行茶必備的重要茶器之一。
因此可以說，有了陳曼生等文士先賢的投入，宜興壺終能脫胎換骨，並廣為後人所仿效。臺灣茶器也正因為文人的參與，或人文思考的注入，才能在短短二十年間迅速發展而大放異彩。
至於臺灣人文茶器與清代文人壺最大不同處，在於傳統文人壺名家泰半為或隱或仕的知識分子，深諳文學藝術，或以詩書茶畫抒發情懷，表現封建士大夫的閒情逸致。而臺灣現代茶器作者，大多來自民間，無法像古代文人一樣精通琴棋書畫，但也因這樣的背景，反而以充分的人文思維出發，用各自不同的媒材傳達、彰顯個人的文士趣味，不僅僅單純地將茶器做為「小我」的藝術創作，更希望作為人文理想的「大我」精神呈現。作品且更具原創性、更具內涵、更具美感與實驗精神，表現方式也更為繽紛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