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至冠｜圖：翻攝網路
台灣創投業是李國鼎先生參考矽谷作法在一九八○年代引入，目的是促進資金投往高科技產業，創投也的確促成台灣高科技硬體製造業的崛起。但是今天，創投在台灣幾乎走不下去。因為，同樣一個團隊，在美國，創投評估的平均期望回報率是三倍，到了台灣，一樣的評估方式，結果卻是有認賠風險。
「這是制度不當造成。投資人可以選擇其他管道賺錢，真正受到影響的是新創業者。缺乏良善的新創環境，台灣談什麼產業升級？」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蔡清彥這麼說。因此，不是台灣的早期團隊比較差，而是過去政府制定股票面額十元的規定，讓他們必須「不正常地」優秀。
股票面額十元限定 扼殺天使基金投入機會
來分析一下，規定股票面額十元，等於規定所有投資人，不管是早期投入或晚期投入，每股持股成本至少十元。在台灣上市平均可回收股價約三十元，也就是說，上市後創投可以有三倍回收。但是別忘了，這是早期投資，還要計算公司成功上市的機率。全球新創企業的平均成功率約百分之三十，投資早期的平均期望報酬率應該是三倍再乘以0.3，等於一，也就是不賺不賠。再加上機會成本，這個買賣等於大賠。
所以，台灣創投寧可等一家公司比較穩定了，成功機率大於百分之七十（大多數都是期望投資報酬率約兩倍以上）才願意投資。否則，他們必然會要求非常高的持股比例，以降低風險或是為其他目的掌握經營權。可是，一家公司如果有七成的成功機會，這時他還需要創投嗎？
事實上，美國沒有股票面額定價限制。公司初創時會把每股價格訂在一股0.000001美元的超低價，讓創辦人和初始股東以較低成本取得較高股數。如此一來，愈早期投資，股票成本愈低，持股比例愈高。美國天使投資人在種子期投資的平均一股成本約在0.1美元，創投投資早期的成本則約一美元，新上市股票價格平均一股十到三十美元。所以，天使投資人的報酬率約一百倍，創投約十倍。再計入新創事業成功機率百分之三十，在美國投資早期的平均總期望報酬率就是至少三至三十倍。
對此，創投圈有時候會開玩笑說，在美國投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看得順眼、團隊可信任就投。在台灣，為了降低投資風險，投資不只要睜大兩隻眼睛，還要拿放大鏡，評估再評估。所以很多創投業界的專家都表示，在台灣創業拿不到創投的錢，是制度問題，不是市場或人才問題。
過去，李國鼎先生的產業政策是有一整個配套措施的。除了引入創投產業之外，台灣還有一個工研院。透過政府投入資源來招募人才，之後先在工研院育成研發技術，等產品成熟到可以在一年內量產上市，期間 Spin off（分拆）為獨立的「新創」公司。因為成功機會幾乎都高於百分之七十，所以創投投資意願自然高。不過，這幾年工研院出來的團隊減少，而且成功機率也因為創投的裹足不前而逐步降低，這就使得這類型的投資標的也開始銳減。
如今，雖然股票面額十元的限制已經取消，新創公司可以回歸到實際面去制定自己公司股票的價值。但是，當前台灣科技產業飛黃騰達的時代已過去，再也回不去那個隨地投都能開花結果的年代。所以，有沒有機會透過產業創新與轉型，再次尋獲那種「天上掉下來禮物」的場景，即使是如曾經創造出 F-TPK 宸鴻這樣的公司，前戴爾電腦亞太區採購總經理，目前為麥實創投創辦人方國健都不敢有把握。
高科技投資抵減取消 投資人不再青睞
而除了股票十元面值的制度外，另一個影響更深遠的就是「創投投資抵減制度」的取消。事實上，在二○○○年以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有一項創投股東投資抵減的規定。只要創投投資在策略性高科技事業，而且一定要投早期團隊，創投股東就可以直接以投資額的百分之二十抵減個人所得稅。
這個政策帶來巨大的資金集中效應。因此，自一九九五年到二○○○年左右，是台灣創投最敢投早期的時期。統計，某年所有創投投資總額，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是投在早期，其中有很多就是投資在工研院出來的團隊。以總額來看，投資抵減政策至少集中超過兩千多億的創投資金在半導體相關科技製造業，帶動約兩兆的社會資金挹注，這麼高的資源集中，半導體產業要不興旺也難。
二○○○年時，因為租稅公平化與自由化原則，取消股東投資抵減優惠措施，在面額十元的制度限制之下，投資人投資早期的意願完全消失。那年開始，新募創投基金開始驟減，投入早期的資金也跟著下滑。創投產業極速萎縮，後來的產業政策，不管是六大新興產業，或是這兩年受到高度關注的網路產業，一樣都拿不到創投的錢，原因很簡單，投資人把錢都拿去其他機會成本較低的投資管道了。因此，如果整個環境與制度無法改善，政府無法扮演其中的推手，最後將落得創投業、新創企業、政府三輸的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