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隱／專案經理
有為，無為，大多數人想到道德經的哲學，不過今天來探討檢察官的思維。以案件為例，有與無，天差地別，構不構成起訴要件，常常黑箱作業，要不要起訴，檢察官有絕對的話語權。
日本沉冤超過五十年的袴田巖案，於九月廿六日經靜岡地院判決無罪後，在袴田姊姊秀子拜訪法務省，請求法務大臣不要上訴後，檢察官於十月九日放棄上訴，並正式向袴田道歉，無辜者終於不用再繼續受苦。對此，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吳景欽撰文『對無罪判決 請勿無限上訴』除了給予肯定外，並對台灣濫訴之情形提出反省。
等待58年的無罪判決，當初的證據就是被告的自白，與江國慶案不謀而合，原來不只有台灣的司法存在著押人取供的陋習。檢察官有辦案的壓力，這可以理解，怕的是，在被打臉之後，依然不知省思，沒有理由地上訴。吳景欽提到台灣近來，有一起涉及廿五奶茶包竊盜案，在第一審判無罪、檢察官上訴，經四年多後才獲無罪判決確定。
相信這不是最糟的情形，曾有一個假案，不僅一審無罪，二審無罪，到三審還是無罪。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當時檢察官侯寬仁在此案犯有八大違法，函請法務部究責議處，後來侯寬仁不得不承認當初根本就沒有調查。一個自始沒有調查的案子，卻上訴好，上訴滿，不管怎樣就是堅持上訴到底。這是甚麼邏輯，嫌司法資源太過充裕不成？仔細探討卻又不然，法官還是公認的爆肝行業，時不時就有人要大吐苦水。權力濫用至如此田地，把司法顏面置於何處。
吳景欽在文末寫道，「很難想像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一個涉及廿五元價值的所謂竊盜案，幾乎所有的強制處分權，甚至包括羈押，都被動用。如此的大費周章，卻又在檢方無力舉證下判決無罪，竟又為上訴。如此的過程，既耗費資源、更嚴重傷害司法。」
真是大快人心，不愧是法學教授，不僅學有專精，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司法的沉痾。想想，論被告罪之有無，應該有更明確的判斷與科學佐證，而不是亂槍打鳥，甚至情緒作祟，一味地讓檢察官胡作非為。感謝有志之士的褒貶建言，司法之路漫長遙遠，杜絕濫訴絕對是首要以及必要，而不是法務高層的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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