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西藏問題—從朦朧的源頭到比較清晰的現今

文：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秦晉博士｜圖：秦晉博士提供

早期的認知

我對西藏最早的認識是1964年或者1965年，才小學一二年級，學校組織看一部電影《農奴》。電影中所描繪的藏人悲慘景象一直留在了腦海裏，尤其是奴隸強巴和奴隸主土登，至今揮之不去。再有就是從生活和工作在青藏高原青海西寧親戚那裏聽說的一些支離破碎的藏族風俗故事。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受中國社會氛圍的影響不小，對西藏的認識停留在電影《農奴》的灌輸之下，以及從親戚那裏聽來的風俗故事，總體上都是很負面的。

早在1992年5月達賴喇嘛訪澳時，我就要求謁見尊者。當我從華文報紙上得知達賴喇嘛將來訪澳洲，就通過澳洲外交部按圖索驥找到接待單位，提出拜會的請求。開初的時候是有所顧慮的，受幾十年中國政府宣傳洗腦的影響，去拜會一個被共產黨定性為「分裂分子」的「達賴」，自我懷疑在民族大義問題上是否站位有錯，有點自我束縛。但是畢竟達賴喇嘛是198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受到全世界普遍的歡迎，如果能夠拜會達賴喇嘛，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一個不同於共產黨宣傳的角度瞭解西藏問題。

會見在靠悉尼環形碼頭的五星級賓館Intercontinental Hotel，第一次拜見一位國際名人，又是世間活佛，沒有經驗，有點緊張。達賴喇嘛讓大家隨意坐下，對我們非常的慈祥和藹，使我們的緊張不安情緒頓然消失。達賴喇嘛詳盡地給我們介紹了中共從51年進藏到1959年流亡時候種種策略和手段的變化，其中摻夾著不少漢語詞匯，吐字發音都很準確，但是能夠連貫成句子的不多。達賴喇嘛很歡快，時時發出爽朗開懷的大笑。那個時候對西藏的瞭解還真很少，就西藏問題能夠提出的提問很少，主要傾聽達賴喇嘛的闡述。問過這麽一個問題，問當時與中國方面的溝通情況如何，記得達賴喇嘛回答與中國方面的對話管道幾乎已經堵塞，好像是胡耀邦下臺以後漢藏政治對話因此而人亡政息了。

那天原定半個小時的會談，達賴喇嘛興致很高，跟我們談了約一個半小時，他很看重我們這些中國民運人士，給了我們很多鼓勵，就像一個很慈祥的父親關愛自己的孩子。我們對西藏的定位問題很是關心，長期受大陸官方的灌輸，達賴喇嘛是中國領土完整的分離運動的主要人物，因此就這個問題想聽一聽達賴喇嘛的立場和觀點，這應該是最具有權威的詮譯了。達賴喇嘛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他所追求的不是西藏的獨立，而是西藏的高度自治，西藏願意把外交和國防交由中央政府管轄。會談結束前，達賴喇嘛向每一位與會者贈送了他的書和哈達，並給我們所有的人一一簽名。達賴喇嘛的隨行人員不免著急，後面還有等待會見的團體，原定給我們的時間已經大大的超出。我們離開時候，看見大廳裏面黑壓壓的一大群藏人還在等候著拜會。那次達賴喇嘛來訪澳洲有一個很大的成功，與當時的工黨基廷政府達成共識，西藏流亡政府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建立了相當於駐外使領館功能的「西藏資訊中心」（Tibet Information Centre）。

更進一步的認知

四年以後1996年，達賴喇嘛再次來到澳洲，澳洲悉尼的民運人士有幸再次拜會他。第二次拜會，由於有了四年前的經驗，準備了一些問題，還準備了一個小禮物。那個時候，海外民運非常地不景氣，談佛論道在圈內盛行，這股風也吹到了南半球的澳洲，有些人已經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進入了頓悟的佳境，而我常被曬笑執迷不悟，過於迷戀此生，執著於貪、嗔、癡。那次會面有9人參加，其中包括來自臺灣的自立快報社長胡元輝。我是第一個進入會客廳的，達賴喇嘛還記得我，看見我們一行他顯然很高興，我向達賴喇嘛深鞠一躬，下意識地在就近的位置上坐下，達賴喇嘛一把抓住我不讓坐下，示意讓其他人先坐下，然後指定我坐在靠他最近的位置上。

雖然說是對於那次會談有所準備，對我們來說，其實禮節性意義還是很重。民運人士對達賴喇嘛幾十年來為爭取西藏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完整性所進行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敬佩，表示中國民運團體也將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爭取中國早日獲得民主和自由。達賴喇嘛又一次對胡耀邦的過早去世表示非常惋惜，胡耀邦的時候，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之間的政治談判比較好地進行著。達賴喇嘛認為如果胡耀邦不早逝，西藏問題可能會解決得好一些和快一些，因為共產黨內只有胡耀邦有這個胸懷。達賴喇嘛笑著對我們說道，我們西藏要保護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中國民運要爭取民主和自由，我們的追求有不同，但是我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時候有一個共同的障礙，那就是中共。我們在實現各自的目標和訴求的時候必須對付一個共同的對手，我們可以建立統一戰線，中共不就是靠建立統一戰線嘛，為什麽我們不能建立統一戰線？那個時候我們被一種迷茫和頹唐的情緒籠罩著，有一種民運無所事事的感覺，所以在會談中有所表現。達賴喇嘛立刻抓住了我們的一閃念，鼓勵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應該鍥而不舍，堅持下去，要表現出堅韌性，決不輕言退卻。西藏的定位問題還是被提了出來，與四年前沒有變化，達賴喇嘛還是堅持西藏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在一個中國之下的高度自治，西藏需要保持自己固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宗教。

從第二次拜會達賴喇嘛以後很多年裏，合作最多最良好的是由澳洲人組成的「大赦國際」和「西藏協會Tibet Council」，常一起在澳洲舉行活動，抨擊中國大陸的惡劣人權狀況，希望中國在世界的註視之下改善人權狀況。不過我早就得出結論，這樣的推動一定是事倍功半，或者根本無濟於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政權問題。沒有中共政權由專製轉變成民主，從根本上改善人權基本是一句空話。

中國政府早在97年就簽署聯合國兩個公約，這是中國政府耍弄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招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權和政權的關系，看來不是人們沒有弄清楚，就是人們有意把它漠視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中國民運組織和人士無可奈何的舉措。以後十來年裏面，一直與這裏的藏人組織和社區保持良好的互動合作。

1999年6月末被邀請去澳洲聯邦國會參加一個由民主黨參議員Vicki Bourne和綠黨領袖Bob Brown共同主持的澳中人權對話專題會議，一位來自達拉薩拉流亡政府的官員在會上發表講話，抨擊中共在藏區的惡行。圖為我在國會的專題會議上發言。

深入認識西藏問題的真正起步

達賴喇嘛駐澳洲代表阿底峽 (2003-2009)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 (2006)
布魯塞爾支援西藏國際會議 (2007)

達賴喇嘛駐澳洲代表丹增·阿底峽派駐澳洲以後，我們之間建立起了穩定的互信關系，這是我與西藏更為接近的關鍵。他2003年到任，當時他能倚重漢人民運朋友幾乎就我一個，阿底峽對我很信任，我也從不讓他失望。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 2006年來訪澳洲的時候，阿底峽就安排了我與總理一個會談，地點是悉尼市中心的Westin Hotel。那天我帶了5位民運人士前往一起拜會。那個時候西藏問題遠遠不是個熱門議題，我也是費了一番辛苦才算湊了幾個人一起去。

2007年2月中阿底峽委託我做兩件事情，一是達賴喇嘛6月中訪問澳洲的時候舉行一場對中國人士的公開演講會，由我們澳洲民陣主持；邀請我參加5月中布魯塞爾的會議。圖片是會議中與其他與會代表的合影，達瓦才仁，他後來成為駐臺灣代表，一做就是13年。另一位是印度資深記者兼攝影家Vijay Kranti。

達賴喇嘛第一次華人演講會

阿底峽對我非常信任，委託我舉行這麽一個專門面對華人見面會。先問我一個小範圍的會議，十幾個人的，我說沒有問題，50人呢，我說沒有問題，百人呢？也沒有問題。看怎麽推廣，阿底峽很高興。我這麽自信是對中國人心理的理解，在中國人心裏達賴喇嘛是世界級的名人，崇拜名人、追星心理足以吸引華人趨之若鶩；另一個因素則是尊者達賴喇嘛是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界最高領袖，得道高僧和觀世音菩薩的轉世，華人中有佛心的和懵懵懂懂心理的人也會爭相借此機會一睹尊者的風采。我也對阿底峽的信任和委託的重任可謂竭盡全力。我對達賴喇嘛與華人的見面會還有另外一層的理解，就是達賴喇嘛與北京之間的談判沒有絲毫進展，遂開始兩條腿走路，開啟與中國民間的直接對話，通過旅居澳洲悉尼的華人，進行嘗試與華人社會的直接接觸和交流，達到破除中共官方對達賴喇嘛的抹黑，甚至由民間自下而上，由海外向中國輻射等這些效果。

2007年6 月14 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再次到訪澳洲悉尼，與澳洲民陣骨幹以及當地的作家、畫家、藝術家和企業家、資深報人等18人進行了為時一個半小時的會談。會談中，達賴喇嘛非常的寬宏、智慧、大度和風趣深深地感染了有幸參加這次會談的每一位。大家也一起向達賴喇嘛贈送了禮品和一段簽署了每一位與會者姓名的祝詞：仁慈、寬厚、智慧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祝您的心願早日實現。其中一位畫家，在會面以後為達賴喇嘛作了一幅油畫肖像，作為特別的禮物將贈送給達賴喇嘛，以表達悉尼華人對達賴喇嘛的崇高敬意。

接著就是公開演講會，原定一個小時，由於場面氣氛熱烈，達賴喇嘛寬厚仁愛，興致也非常的高昂，演講會延長了 20 多分鐘。演講會產生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與中國民間的直接溝通和對話效應，尤其是問題回答部分。提出的問題主要是政治性的，同時也有一部分是信仰方面的。達賴喇嘛非常樂意地與具有中國背景的人士直接接觸，重申他對於西藏未來的政治主張。

達賴喇嘛關於西藏未來的政治主張早已為人耳熟能詳，就是承認西藏在中國的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由中央政府行使國防和外交權力和職能，保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的高度自治。然而達賴喇嘛的理性主張和要求一直被中央政府有意地曲解為分裂主義。

當演講會結束時，達賴喇嘛贈送了我一條長長的潔白哈達，同時還詼諧地說，這哈達的面料是中國的，圖案設計和工藝傳統是西藏特有的，產地是印度的。 達賴喇嘛離場時，受到了在場的人們熱情歡送。大家爭相與他握手、簽名、留影，達賴喇嘛盡量地滿足人們的要求，其情其景非常感人。 事後阿底峽告訴我，他們當時對這個熱情場面是有很大安全上的擔心的，負責達賴喇嘛安全的澳洲警方當時也是非常的緊張。阿底峽還告訴我，這次達賴喇嘛整個澳洲之行，最滿意最開懷的活動就是這個別開生面的見面會，當即告訴我，尊者一年後再來澳洲，在進行這樣的見面會，還是由我代表民運方面來操持這個活動。我也交給了阿底峽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件，其中有一段話是這麽寫的：

現在的中國有兩大需要，一是政治的民主，二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尊者達賴喇嘛您是佛教世界至高無上的領袖，不僅僅讓西藏人民敬仰，同時也要讓包括中國大陸境內境外的整個華人世界敬仰。教皇約翰·保羅的偉大的影響力改變了波蘭和蘇聯以至於引發了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我強烈地感覺到中國未來社會兩大需求之一的道德和信仰的重建需要依靠您的智慧、仁慈和寬厚來完成。也許這是今後中國民主運動與您和您的流亡政府通力合作的一個關鍵要點。您的早日返回西藏能夠強化漢藏民族和諧關系，也可為漢維民族的和諧、漢蒙民族的和諧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關系的和諧提供典範。如果您能近期成功返藏，還將是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

達賴喇嘛第二次華人演講會

2008年是北京奧運年，3月14日在拉薩發生了流血沖突，直接影響到了這次演講會，顯得特別敏感，又由於要求參加演講會聆聽達賴喇嘛的人數比上一次有增加，安全問題的要求遠比去年的高，澳洲政府為這次演講會提供了高度的安全警戒。前來參加達賴喇嘛演講會的不僅僅是旅居在澳洲悉尼的華人，有不遠千裏連夜驅車來自墨爾本的十好幾位作家和民運人士；還有來自澳洲近鄰新西蘭和遠在大洋彼岸的香港、澳門和日本，為的是聆聽達賴喇嘛的教誨接受特別加持。

鑒於漢藏民間交流重要性提升和互動的頻繁，流亡政府在各代表處開始設立China Desk，由精通漢語的藏人擔任，為了確認擔任這一職務的官員漢語嫻熟，阿底峽多次請我幫助他確認即將任命在澳洲擔任這個職務官員的漢語能力。

在阿底峽的要求下，我還幫助他組建了澳洲的漢藏協會。這兩個運作在其他國家的代表處也全面鋪開。

2008以後的達賴喇嘛華人演講會

以後我又受委託如法炮製主持了達賴喇嘛2009年、2013年和2015年在澳洲悉尼的演講會。

記得2009年的那一次，氣氛非常異樣。由於美國總統小布希在伊拉克被扔鞋，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英國被扔鞋，我也擔心見面會裏混入類似人物向達賴喇嘛扔鞋。所以在安全上特意增加防範措施，所有參加演講會的，不論男女老幼，一律不允許把個人手機、相機、鑰匙攜帶進入會場，必須交給我指定的工作人員臨時保管，待演講會結束後取回。那天主持我非常警覺，安排澳洲員警在現場警戒，嚴防有人蠢蠢欲動，而我自己也睜大眼睛掃視全場，時刻準備像足球守門員一向飛身撲救搶險，確保達賴喇嘛不受侵襲。事後一位學佛的朋友笑話我多此一舉，達賴喇嘛乃得道高僧大德，本身具有極大的磁場，足以將很大範圍內的作惡心念降服，壞人惡念產生不了。只有當達賴喇嘛離開以後，磁場也隨之而去，作惡之人的惡念才可以重新產生。當時會場上還有一位學佛修煉之人很感激我主持這麽一個演講會，是有福報之人，她也說了達賴喇嘛擁有巨大的能量場。他們姑妄說之，我則姑妄聽之，無法驗證。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借此機會給大家分享一下。

以後2013年和2015年的兩次達賴喇嘛演講會的主持應該屬於是慣性使然，那個時候中共換了領導人，世界也都在對中國一種政治觀望中。不過自從看到那位鄧小平、陳雲定下以後政權交給自己孩子的大政方針和江澤民堅定奉行而捏出來的習仲勛兒子2009年在墨西哥的一段即席講話，「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就感知此人上位以後將帶領中國走回頭路。我的推測和預見沒有錯，還不厭其煩地將他的話翻譯成英文發表，告誡世人他就是這種貨。

Some foreigners, who are well-fed but have nothing to do, try to find faults in our domestic affairs. First, China does not export revolution; secondly, China does not export hunger and poverty; and thirdly, China does not torment you. What else can you say?’

原定2016年達賴喇嘛再來澳洲悉尼，但是後來取消了這個計劃。原因是尊者年事已高，不宜長途顛簸。自此尊者基本就不再離開印度外出弘法了，印象中好像有過一次意外離開印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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