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獨家傳媒智庫總顧問 張益贍｜圖：編輯部
臺灣的COVID-19疫情隨夏天的到來逐步降溫，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在7月29日起調降疫情警戒標準從第三級至第二級。這兩個月來在防疫上沒有任何角色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只能當一個旁觀者看著陳時中和柯文哲在防疫政策上「刀光劍影、高來高去」。終於等到疫情降溫之後，行政院各部會紓困與經濟振興政策上陣，蘇揆似乎是看到了一股「熱帶氣旋」，於是迫不急待地宣布行政院將比照去年的「三倍券」，推出「五倍券」！但政策剛宣布不久，蘇揆迎來的不是「我將再起」的上升氣流，而是一陣陣午後狂降雨：來自在民間、在野黨甚至是黨內批判聲浪！
去年行政院推出世界獨創的「三倍券」時，無論在便利性、流通性上都遭受許多的批判，尤其是所謂「拿一千換三千」這個做法，被許多民眾認為「無聊沒誠意」（為什麼不直接發三千？不然兩千也行啊！）。面對質疑行政院搬出的說法是大部分人都沒聽過的經濟學理上所謂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指的是政府一項公共政策的資本投入時，所能帶動總體經濟變化的擴張效果。簡單來說就是政府給你（資本投入）兩千元，你要先付一千元，因此總體經濟上就增加了三千元的市場消費，乘數效果就是1.5倍。因此為了宣傳「三倍券」政績並推銷「五倍券」，行政院卯起來進行「大內宣」，透過主計處和相關研究單位不知如何計算來的數據，來誇大「三倍券」的乘數效應，蘇貞昌甚至在去年就曾説過：「政府給你三倍的效果外，希望你可以增加九倍、三十倍的效果」這樣不切實際的話來。
事實上，「凱因斯學派」所主張政府公共政策的資本投入在總體經濟所產生的「乘數效應」，在經濟學界本就有不同的看法，「貨幣學派」即認為將總體經濟的成長，無法歸因於政府公共政策（財政政策）的單一因素，主張政府不需要干預經濟活動，而只透過中央銀行調控在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貨幣政策），除此之外，來引導民間的投資與消費行為。所以無論是「消費券」、「三倍券」、「五倍券」都只是增加市場上的貨幣流通而已，所謂「乘數效果」都只是神化「大有為政府」的政治宣傳手段，或者是面子問題為了區別與馬英九政府的「消費券」不同，但根本與市場經濟無關！
更何況，今年臺灣受疫情的衝擊與去年有著明顯的不同。去年由於防疫政策收到成效，島內庶民經濟活動受影響較小，但也因為要防堵病毒從國外滲透，嚴格地邊境管制導致外國觀光客消費大幅滑落，所以透過「三倍券」鼓勵內需型市場消費，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加碼的各式各樣的券，勉強民眾還可以接受。但今年大家因為三級管制被關在家裡超過兩個月，島內消費不振導致庶民經濟面臨生存困境，6月失業率4.8%創下10年來新高！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大家急需的是「現金流」來紓困，結果行政院卻還在搞跟去年一樣的「一千換五千」的政策，無怪乎一說出來蘇揆的「光頭」被罵到「臭頭」！
除了在野黨罵之外，黨內首先發難的是「正國會」的立委們，在政策中心執行長也是前立委高志鵬的操盤下，要求行政院要體察民意，「直接發五千元振興券」，或許蘇揆覺得「正國會」本來就與他在黨內長期不友好，所以根本不在乎，認為只要加強宣傳就能「光頭過身就過」。殊不知這些立委每天面對的都是民間疾苦和基層憤怒，還有緊接而來明年縣市長和議員的選舉。同時身為黨主席的小英總統已然覺得五倍券的民怨「暴雨將至」，在上週三與蘇揆例行性會面中，特別提醒蘇揆「要與黨團溝通」，不贊同「五倍券」的弦外之音已經很清楚，只不過是礙於憲政體制不好明言。果然隔天十名「英派」立委串聯在「臉書」發出「全面振興、全民免付」的聲明，集體要求行政院修正「一千換五千」的政策。黨內反對聲浪讓蘇揆的電火球「頂上無光」，行政院發言人只得在周五對外不甘不脆地宣布：「民眾換購五倍券時應該付的一千元，可評估全部由中央政府來吸收負擔」，不禁讓人要問：直接説發給民眾五千元（券）有那麼難嗎？
「五倍券」政策走到這一步，其實已經和直接發現金沒什麼多大差別了。而為了蘇揆的這個錯誤決策，中央政府卻必須負擔20多億的印製和兌換成本，以及無法估計民眾的等待時間成本。但事已至此，筆者期待政府能苦民所苦，不要在執行過程中的規定添加民眾的困擾，包括：民眾兌換的方便性、找零問題、店家兌換現金的權利等等。因為這次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就是這群庶民經濟的攤販、小店家們。不要再把人民的納稅錢，包裝成民眾「看得到吃不得」的政策牛肉，最後都只變成財團富豪們餐桌上的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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