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五岳（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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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九六年以來台灣總統大選與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這種不斷民主深化總是備受各界矚目與肯定。但近年來，面臨全球區域經濟的快速整合與產業調整的鉅變，台灣的經濟正面臨到邊緣化與弱化，也讓人感到憂慮與焦慮。有志之士莫不感嘆何以台灣的民主化正逐步與國際接軌？但經濟與主要產業的競爭力卻逐步與國際脫軌？毋庸諱言的如今在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經濟的自由化正在背道而馳。作為一個土生土長也準備在此終老的臺灣人，對於近年來台灣此種政經畸形發展有著無比的心痛與憂慮。
眾所皆知台灣地處太平洋岸的東岸的東亞重要位置，這是上天賦予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優勢，就如同決定房地產的價值第一個重要性在於區位一樣。台灣雖然被號稱為寶島，但我們必須坦然面對然，我們本身並未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颱風地震天災侵襲倒是年年少不了，以區區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有三分之二是高山丘陵，根本無法讓自給自足。吾人認為，過去台灣經濟之所以創下傲人的成就；除了政府與企業能夠審時度勢、充分運用國際政經變局抓住機遇外；更是憑藉著廣大人民的勤奮與聰明；與重視人才的培養延攬、技術的創新。上述這三大利基得以奠定台灣今日的經濟成果。
選票制約，政府忽略國際快速變遷與戰略佈局
檢視這三項利基，雖然台灣人民的勤奮與聰明依然，這從台灣民眾的工時之長與各式發明獎中屢屢獲獎乃至詐騙手法不斷出陳布新即可得到例證。但其他兩項利基正逐步流失，因為在選票的政治制約下，台灣的政治人物重視的是本土與短期效益，無視於國際快速變遷與經濟戰略佈局。眾所皆知，一個好的經濟政策必須有長遠的戰略佈局，所有的經濟政策沒有特效藥，但是台灣的政治人物與民眾卻是不耐久候。甚而，為達短期政治效益不時扼殺了經濟長期競爭力，這樣的例子在每次的大選中更是層出不窮。以致形成世界知識經濟當道，台灣卻民粹主義當頭的現象。
就全球區域整合快速發展而言，依據WTO秘書處的統計，過去十年中，全球每年平均完成二十三個FTA，而在一九九五年之前每年平均只有三個，從GATT成立以來，全世界陸續簽署的FTA已經超過400個。但作為全球第十六大出國的台灣，至今只有跟中南美洲的友邦簽署了四個FTA，其佔我對外總出口約千分之1.8。兩岸雖然在去年簽署ECFA，但也只有針對539項貨品達成兩年內降稅到零關稅，台灣在8位碼的出口貨物總共有8,726項，扣除掉電子產品(ITA)零關稅與539項達成降稅外，未來兩岸ECFA的後續性協商仍然有5,800項貨品貿易需要談判。目前台灣與新加坡間的FTA叫ASTEP，卻因為農產品的協商而陷入僵局，眾所皆知在台灣前十大貿易夥伴中，新加坡可以說是全球罕見無農產品見長的貿易夥伴。
眾所皆知，在所有FTA的談判中，最為困難的協商是農產品的開放。農產品佔台灣GDP產值不到2%，但在選票的考量與民粹的制約下，卻是台灣對外談判中難以撼動的聖牛。如果連與新加坡的FTA都有農產品問題，未來非但與紐西蘭協商難有進展，更遑論TPP。因為TPP是要求高度自由化的FTA，成員國95%的農工產品進口關稅須降至零，服務業也須做最大程度開放。台灣主要競爭對手南韓，近年來與美國、歐盟、東協、印度等的二十七個FTA相繼生效與協商，台灣對此只知羨慕與焦慮，卻從未思考，面對自由化的開放必須支付的若干成本，為何韓國能？連越南跟馬來西亞都能？唯獨台灣不能？台灣想要積極參與各式各樣區域經濟整合，害怕因為不能參與而遭到邊緣化；但卻對於參與自由化也必須開放自身市場卻不願開放的畸形現象，確實讓人匪夷所思。
人才延攬與培育困難，台灣面臨人才赤字
相較於經貿不能鎖國，台灣對於當前在人才培育與延攬爭取上，也面臨到人才赤字的困境，尤其在目前失業率仍高的此時，有關對外人才的爭取與延攬呼籲都很難在社會上引發共鳴。據研究，從一九九九年到二○一○年每年台灣以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等方式移居外國者，從7,456人到26,180人不等；但另一方面，並未有外籍人士以投資移民與技術移民等方式移入台灣。目前移入台灣者多為婚姻移民，從一九八七年到二○一○年約有四十五萬人，女性約佔95％，男性佔5％，大陸籍佔六成以上，加上東南亞則佔九成以上。此外，目前台灣在海外工作者已超過一百萬人，絕大部份都是白領階層而非勞力密集的藍領階層；反觀目前每年來台外籍工作者約四十萬人，其中約三十八萬係屬勞力密集的藍領階級，白領階級約僅兩萬人，在白領階級中，雖以教師人數最多，但教師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係從事補習教育，真正專業白領並不多。相較於各國競相從事攬才、育才與留才，台灣在人才上已面臨到人才赤字的危機，未來如不能鬆綁，也將可能使台灣在未來全球化中逐步失去競爭力。
試想一個民主深化強調跟國際同步接軌的台灣；但在經濟整合與人才的延攬培育卻是跟國際逐步脫軌，這難道是台灣之福嗎？
